山水诗的『黄金时代』意境风景摄影

图片集 | 摄影 / 作者:豆腐干 / 时间:2015-07-16 01:40:47 / 1663℃
图中太姥山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相传尧时老母种兰于山中逢道士而羽化仙去,故名“太母”后又改称“太姥”,李白写过《梦游天姥吟留别》,其实他没有游过天姥山。有人认为李白梦中天姥山的原型是太姥山。到底如何?已难以考证了。 摄影/周兆祥

中国的山水诗兴起于东晋,鼎盛于唐朝。山水诗为何而生?与国家强大有关?与经济富庶有关?与科举制有关?还是与人类看待山水的态度有关?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山水诗。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会稽内史王羲之偕清流名士41人雅集于会稽山之兰亭,修祓禊之礼。曲水流觞、吟咏赋诗。时值暮春之初,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溪流激湍。此次雅集得诗37首,王羲之为此写了《兰亭集序》,一场名士诗会,便闻名于世。其实,悠游山水、谈玄说理、吟诗作赋这类活动在东晋士大夫阶层乃是一种时尚。当时的士人或隐逸或游赏,寻仙访道问佛,与山水亲密接触,于是催生了一种新的诗歌流派——山水诗。

山水诗为何而生?

说来也奇怪,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山水入诗也早已有之,为何偏偏在东晋,又偏偏在以会稽山水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形成了山水诗?

东晋人袁山松在《宜都记》中的一段话或许能为我们解释一二。袁山松道:“经常听说三峡水流湍急,书记及口传都以临水害怕相告诫,从来没有称赏山水之美的,等我来到这里,见到这景象却欣欣然,开始相信耳闻不如亲见……我不禁流连忘返,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欣然见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异千古有知己啊!”

袁山松以山水知己自居,颇不理解为何以往的“书记”及“口传”对三峡那么害怕,从无称赏其美。难道古人感觉神经迟钝?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在古人的观念中,山水是神秘、神圣而又恐怖的场所。五岳、五镇、四渎……为神灵之所在,只可敬畏,怎可赏玩?

《诗经》里经常提到“水”,不过都是以之作为比、兴的手法。在上古时代水是实用的,也是神灵主宰的地方。在水边祭祀是人们与水接近的一种方式。魏晋以后,“水”与“山”一样,开始成为诗赋中的主角。人们走向水、欣赏水之美,在水边悠游、沉思。智者乐水,“逝者如斯夫”,孔子的感叹在耳边响起。摄影/张爱武

古人崇拜自然,把祭祀山岳河川视为最高礼节的祭祀。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的451座山中,都有不同形式和规格的祭祀活动。《史记·封禅书》引《礼记·周官》的话说:“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不同级别的人祭祀不同级别的山川,老百姓也要祭祀当地的名山胜水。上文提到的修禊之俗,最早就是一种带有巫术色彩的水边祭祀活动。

这种观念直到玄学在魏晋兴起后才有了很大改变。何谓玄学?玄学是汉代独尊儒术局面被打破、经学衰落后,应和新的思想解放潮流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派别。也可以说是道家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晋书·陆云传》里记录了这么一个类似聊斋的故事:西晋文学家陆云有一次出外旅游,暂时住在一个故人家,暗夜出门迷了路,不知方向。忽然望见草丛中有火光闪烁,于是赶过去,见有一户人家,便投宿。这家有一个少年,风姿俊美,与陆云共谈老子,谈吐雅致、意旨深远。天亮后陆云告辞而去,行十里地到了故人家,说起这件事情,故人却说方圆十里本无人居住。陆云醒悟,回去寻昨天投宿之处,却是王弼的坟墓。陆云本不懂玄学,从此谈说老子大有长进。

故事提到的王弼是玄学的代表人物。正史记录他是一个青年才俊,谈玄论理,无人能敌,可惜天嫉英才,24岁就病逝了。那时期活跃着一批玄学家,他们各有建树。总的追求就是把士人从儒教经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之感情复苏,审美意识觉醒,任情随性,追求高雅闲适的生活。同时玄学也肯定了大自然具有的独立属性,否定了汉儒的谶纬神学,把自然山水从“神谕”“天意”的光环也是桎梏中解放出来。

玄学对山水的新理解,可以简单归结为几个观点:一是山水即“自然”;二是山水既可以让人“悟道”又更适合人的个性;三是把山水自然看作理想的人格个性之美的形象寄托。可想而知,消除了对山水的敬畏、恐惧心理,人们才有可能亲近自然,赏玩山水,从中得到审美体验。而情感的交融、倾入,把人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才使魏晋士人发现了山水之美,并吟之于歌诗。山水也才有机缘成为诗赋的主角。

“山水诗”发轫于江南,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很大关系。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个时期。西晋统一中国后,出现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时期,但极为短暂。仅12年头,便爆发了一场大内战——八王之乱。自此北方被卷入了无休无止的战乱。

公元311年,匈奴贵族刘曜与王弥、石勒联军在平城(今河南鹿邑)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随后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永嘉之乱”。自此,大批北方人民涌向南方。中原士族也纷纷南渡。《晋书·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最早随晋元帝南渡的有百家之多。这百家就是侨姓士族,以王谢袁萧为首。这士族集团构成了东晋南朝的统治支柱,主要分布在经济最发达的三吴地区(主要指吴、吴兴、会稽三郡。)

公元317年,晋王司马睿于建康(今南京)创建东晋王朝。但南方王朝也并不安定,王室和士族之间、各大士族集团之间矛盾重重。政权更迭频繁,农民起义时或有之,统治集团内部掀起的战乱也经常爆发。战乱一起,往往屠城灭地。

生逢乱世、流离失所,精神苦闷,成了这一时期士人的通病,为了逃避现实,疗养精神创伤,他们于是走向山川湖泽,或求仙问道,或礼佛畅玄,或赏游吟咏。江南的山水不比北方山河雄伟壮丽,却有千岩竞秀的灵秀之美。他们欣然发现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心灵避难所,在这里,自然之美可以被发现,自由可以伸张,天性得到庇护,“道”可以领悟。一时间,赏游山水成了士人们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

当诗人与山水邂逅相遇,就产生了无数精妙的诗篇与动人的佳话。

永初三年(422年),东晋最著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出守永嘉郡。谢灵运生长在“百年望族”的谢家,从小博览群书,史称“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大约在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谢灵运开始步入仕途,先后任参军、秘书丞、中书侍郎、黄门侍郎等职。公元420年,刘裕篡晋,谢灵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世袭特权受到严重损害,从康乐“公”爵降为“侯”爵,食邑由二千户落到五百户。后来,刘裕为了缓和政治上的新旧斗争,开始拉拢旧士族,在士族中享有盛名的谢灵运自然成了被争取的对象,但又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信任。

作为一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谢灵运到永嘉后,心情抑郁,无心政务,唯以游放山水为乐。他现存的山水诗,大部分都是在永嘉写的。从他当年写下的二十余首山水诗,可以了解到他游览过的山水,包括:乐清的白石岩、盘屿山,永嘉的东山、石室山、瞿溪山、石鼓山、赤石、孤屿、绿嶂山,平阳的岭门山等。而他的诗大多是通过赏景、悟理以抒遁世之情。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这是谢灵运写的《登江中孤屿》,从孤屿山保持的原始之美和自然妙趣,诗人联想到的是,人也应该弃绝尘缘,才能保持内心的虚静,得享天年。

谢灵运的经历在古代士人中颇为典型。古代士人大都在“仕”与“隐”之间摇摆,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纠结。若仕途顺利,就一展雄图,建功立业;仕途失意,则归隐田园、寄情山水。折中的,就亦官亦隐,不时在两种生活状态中转换角色。观山水,抒胸臆,就成为天作之合。也可以说诗人不幸山水幸,若没有诗人的妙笔点化,多少山水将黯然失色呢?

历史上还流传着谢灵运游山玩水的逸闻趣事。

元嘉三年(426年),谢灵运遭遇政治上的失意,又称病告假,回到会稽故居,与族弟谢惠连等“游娱宴集,以夜续昼”,或“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出游时,常着木履、戴曲柄笠。有一次,他带领数百人“自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东海。”声势浩大,有人向临海太守王琇报告了这一异常情况,王琇大惊,以为来了“山贼”,急忙派人调查,却发现是谢灵运游山。

不过,谢灵运最终没能逃脱政治的绞杀。431年春天,他离开建康出任临川(江西临川)内史。到任不久,又像在永嘉一样,寄情山水,不问民事,吟诗作赋,以此排忧遣闷。不料这却引来监察官的弹劾。司徒刘义恭借机派随州从事郑望生去临川逮捕谢灵运。谢灵运怒火中烧,把郑望生捆起来,兴兵逃跑以抗命。谁知这正好落入彭城王义康设置的圈套,构成了反叛罪,被官兵擒回建康,交廷尉定罪。廷尉判他“率部众反叛,论正斩刑”。文帝不愿这样对待一位有名望的世族知识分子,主张“免官而已”。但彭城王义康坚持不饶恕。争执到最后,文帝折衷了一下,予以“降死一等,徙付广州”。然而433年,广州有司再次以造反罪把谢灵运逮捕起来,宋文帝这回也没办法了,下诣就地斩首。谢死时年仅四十九岁。表面上看来,谢灵运可谓死于“山水膏肓”,也不枉和山水知己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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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中的高频字

唐诗

山 出现次数为18291,在《全唐诗》中使用频率排第5位。

水 出现次数为12304,在《全唐诗》中使用频率排第18位。 

宋词

山 出现次数为6708,在《全宋词》中使用频率排第12位。

水 在《全宋词》中使用频率排第26位。

唐诗宋词中“山”的使用频率都高于“水”。一直以来,词论者都认为宋词有明显的江南风味,水乡意象居多。其实不尽然。无法以之证明宋词比唐诗更阴柔、女性化。

“水”字出现频率不如“山”字,更多的可能是因为有诸多与水有关的其他词汇被大量使用,如“江、海、河、湖”等等。

唐诗宋词具有共同的重点关注对象——人与自然,故而文本中都大量出现自然物象类的词语,“人”字的使用频率更是数一数二。但宋词又比唐诗更加柔美,更加关注自我、生命。
(该研究结果来自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龚岚)

从江湖到庙堂

公元679年的某一天,四川士子陈子昂离开故乡到东都洛阳赶考,他乘的船在长江三峡上漂流,当故乡远去荆门在望时,他不禁心有所感,写下了《度荆门望楚》一诗:“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限。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诗里流露出对前途的憧憬和隐隐的担忧。这一年,陈子昂果然应试失利,幸好后来他再考终于进士及第。陈子昂登科后不久,像他一样腹有诗书的士子们赶上了好时候。因为朝廷改革了科举考试制度。

那是公元680年4月,主持科举考试的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向唐高宗上疏:“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      

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制举由皇帝临时下制诏举行。常举则常年按制度举行。进士科是常举中的重要一科。当时进士科考试科目仅有“对策”一项,即对时务建言献策。刘思立认为这样不能全面测试出考生水平,建议增加“杂文”和“帖经”两项。

刘思立的建议被高宗采纳。681年8月,高宗下诏:“自今已后,考功试人……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诏令要求进士除试策外,加试杂文和帖经。杂文包含箴、表、铭、赋几种文体,至于采用哪种文体,每次考试随机选择,没有固定。但诗赋成为进士考试的一个科目,就此开了头。

那时杂文虽还未专用诗赋,但以诗歌应制、奉和、酬答,已在上层社会形成一种风气,故诗歌在士人交往,制造声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举中“诗赋优先”渐成风气。公元715年,张九龄在一封奏折里就提到这一现象:“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适使贤人君子,从此遗逸”。到天宝年间,因为一个人,“诗赋优先”又发展到“诗赋取士”的程度。

这个人是执掌贡举的礼部侍郎韦陟,他喜好交结后辈,尤其懂得鉴赏文辞。过去试官选取进士,都以考试成绩为录取的唯一标准,而韦陟的做法却与以往不同。他要先考察考生过去写的诗文,让考生自呈诗文,了解他们的长处,然后再依例程考核。这一做法让韦陟获得“片善无遗,美声盈路”的评价。

此后,先后执掌贡举的达奚珣、李岩又进了一步:对于那些文名高但帖经不合格的,可以试诗以取代帖经的成绩,谓之“赎帖”。这说明诗歌在进士考试中的地位已大为提高。这进—步为文学之士打开了仕进之路。到天宝年间,以诗赋作为进士录取的主要标准,已逐步确定下来。

武则天掌政时期,为了搜罗人才,采取各种措施,广开入仕门路,使一般地主士人拥入官场;又不断下令举荐人才。大开制科,破格用人。使一般官吏能迅速升迁。一些科举出身者不仅升入五品,还跨进了高级官吏的行列。这就大大刺激了一般士子通过科举入仕的积极性。这时一种请高官贵人、闻人名士帮忙献诗、举荐的“行卷”之风开始出现,许多士子为了获得官职,纷纷奔走于一些达官贵人、闻人名士或与主司关系密切的人之间,上书献诗(行卷),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举荐。

唐代传奇小说集《集异记》就把大诗人王维编排了一番。话说王维即将应举,岐王对他说:“你把音韵清越的诗,抄录几篇,然后选一首度成琵琶曲,和我一同到九公主宅邸去。”王维照办。这天,王维与岐王到了九公主宅邸,王维独奏其曲,公主问曲名,王维答《郁轮袍》,并献上诗卷。公主惊奇地问:“我以为是古诗,却是你的佳作吗?”请王维入座,公主说:“京兆(编者注:长安及附近地区)若能得你这样的解元(编者注:乡试第一名),荣幸啊!”于是力荐王维,王维就这样一举登第。

小说当然不可信其真,但王维因诗赋登第却有很大可信度,况且,唐朝历史上因诗赋出众被举荐入仕者时有所闻,有的还传为美谈。譬如公元828年,太学博士吴武陵看到杜牧的《阿房宫赋》,认为“其人真王佐才也”,便匆匆赶到正在为赴东都试举人的崔郾饯行的长乐传舍,把杜牧推荐给崔郾,并请求给与状头。由于状头已有人,不得已,只好排在第五。崔郾当即向府上诸公宣布:“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

不过孟浩然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40岁那年,孟浩然来到京都长安赶考,名落孙山。京官兼诗人张九龄、王维等欣赏其诗才,极力荐举皆未能奏效。据说,王维曾私邀孟浩然进内署,适逢玄宗驾临,孟浩然惊慌躲避。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也久闻其名,就把他叫出来,问有何新作。也许是仓促应对,孟浩然竟诵出这么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玄宗一听大为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说罢拂袖而去。

最初,行卷主要在京都进行。后来,由于一些文人名士出牧地方或贬黜外州,同时,做节镇幕僚又是举子及第后一条重要出路,因此,节度使、观察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官,逐渐成为行卷的重要对象。

《唐摭言》里就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江东人蒋凝,擅长八韵,然而其名声与才华并不匹配,有一次他途经襄阳就拜谒了徐相商(曾为宰相),并献呈诗文。徐相商怀疑不是他写的,于是来了一次命题作文,让他写一篇《岘山怀古》的诗,蒋凝相当于“闭卷考试”,在客店写成后,交与徐相商,很让徐相商满意。这次拜谒结果如何,文中未提及,但从中可以看到唐朝士人干谒交游之风。 

“诗赋举士”无疑助长了唐人写诗和漫游的风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锦绣文成了士人们常见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漫游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寻山访水、陶冶性情、增加阅历、开阔眼界。譬如据李白诗文中记载,他一生足迹遍布巴蜀、越中、皖南以及长江、黄河流域。共去过二百余州县,登过八十余座山,游览过六十余江河川溪及二十余湖潭。

唐朝疆域辽阔,海岸线漫长,地理环境丰富多样,江河奔流、湖泊点缀,千姿百态的奇峰大川星罗棋布,成为山水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诗人创作俊得江山之助,而那些壮丽的山水也化为了美妙的纸上烟霞。有学者统计,唐诗百分之九十是山水诗,而山水诗也在唐朝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公元679年初唐诗人陈子昂,赴洛阳应试时,在三峡上触景生情,写下《度荆门望楚》。
遥遥去巫峡
望望下章台
巴国山川尽
荆门烟雾开……
诗作活像一幅山水图画。图为三峡烟水迷蒙中一叶孤舟,驶向陌生的他乡。远游的学子怀着憧憬又品味着淡淡的乡愁。摄影/刘永民
天开图画即江山

公元740年的一天,孟浩然在家乡襄阳城郊的涧南园接待故友王昌龄到访。两人多时不见,相见甚欢,饮酒食鲜。没想到这却引发了孟浩然的背疽旧疾,病发而亡,终年52岁。噩耗传来,孟浩然的老朋友王维心情悲痛,写下《哭孟浩然》一诗。此时,王维正在襄阳参与“南选”的考试工作,两人是否见了面,史料上没有记载。但那种惺惺相惜、同声相应之情却一直贯穿于他们的友谊。王维和孟浩然同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人称“王孟”。

虽共同开创了山水田园诗派的新诗风,两人的风格又有所不同。

孟浩然受陶渊明影响较深,他终生未仕,一生大部分时间都闲居家园。他居住的涧南园就建在岘山附近的一条山涧之旁,在《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诗中,他描述过自己的闲适生活:“弊庐在郭外,素业惟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从诗中可见,山水与田园不是截然隔离,而是相映成趣、交互渗透的。在孟浩然的眼里,山水显露出平易亲切的一面,带有更多生活气息。因此,他的诗将山水诗和田园诗自然交融,意境雅淡清新。

不过,孟浩然毕竟与陶渊明不同,孟浩然也曾怀有建功立业之志,故略有侠气,而且受唐朝漫游之风的影响,见识广博、交游甚广,他的山水诗,就不可避免带有盛唐气象。在《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可见其山水之势与心中之志的相互观照:“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揖,端居耻盛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山水气势盛大,而心中的失意,也隐隐浮现。

王维入仕很早,但仕途坎坷,几经沉浮。玄宗开元九年(721年),王维进士及第,任大乐丞。任职不久,因伶人私自舞黄狮子而受到连累,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在济州过了一段半隐半官的生活。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为宰相,王维擢升为右拾遗,不久迁侍御史。但在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把持朝政的时期,王维对政治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而不幸也接二连三:丧妻、失母,精神痛苦异常。天宝九年,借服母丧的机会,王维隐居山庄多年,与诗画为友。

王维信奉佛教,是禅宗的信徒。禅宗美学的最高境界是心与自然合一。因此王维诗里的山水也是他心灵和精神的投射。在其山水诗中,山水之美蕴含禅意,有空灵、幽静、清虚之美。比如广为大众传诵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是王维在辋川别业的胜景之一。辋川有胜景二十处,王维和他的好友裴迪逐处作诗,编为《辋川集》,《鹿柴》是其中的第五首。全诗强调了一个空字:空谷传音,愈见其空;人语过后,愈添空寂。为此清人李锳在其《诗法易简录》评论说:“人语响是有声也,返景照是有色也。写空山不从无声无色处写,偏从有声有色处写,而愈见其空。”

从唐诗中可以看出,唐人对山水的审美早已超出“怡情养性”的范畴,带有更多“交流对话”和“移情嫁接”的成分。他们不惟写山水之形胜,并传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更把自身的精神气质和个性特征投射其上。李白的自由浪漫和落拓不羁、杜甫的悲天悯人和感怀伤时、岑参的豪迈壮阔和爱国情怀……都能在山水中找到回响和对应。

晚唐的山水诗是盛唐以后中国山水诗创作向内转的一大转折,人们描写山水大多倾向于内心的体验,笔下呈现的山水是心中的山水而非眼中的山水,他们写作的山水诗大多缺乏盛唐的气势,往往是一幅满目凄凉、流泉呜咽的惨淡景象,这也是晚唐国势衰微和士人沮丧颓废的精神写照。

会昌五年(845年)九月九日重阳节,诗人杜牧和他的好友张祜登上池州齐山的翠微亭,一边饮酒,一边欣赏秋景。山间日暮的景象触动了杜牧的家国之忧。于是他写下了《九日齐山登高》一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在诗人眼中,齐山的冉冉落辉,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日暮途穷。

比杜牧晚生34年的司空图则亲眼目睹了唐朝的灭亡。司空图本是朝廷官员,因对当朝完全失去信心,离开朝廷,隐居中条山王官谷。这时的中条山,透着悲凉:“风荷似醉和花舞,沙鸟无情伴客闲。总是此中皆有恨,更堪微雨半遮山。”这是《王官谷二首》之一,干脆直接流露出诗人对世事的憾恨之意。所以后人评价,在他貌似冲淡自然的山水诗中,甚至带有一种末世的审美色彩。

公元908年,哀帝被弑,司空图闻讯悲极,竟然绝食而死,享年七十二岁。再美的山水,也抵不住江山的败落。山水究竟是要讲究谁在看,何时看的,因此山水诗最终也是人心里的山水。

王维曾长期隐居辋川山谷的山庄内,从事诗画创作。他的《辋川图》就是将辋川二十胜景荟萃于一帧画卷之中,成为绝世的山水画佳作。画成之后,王维邀裴迪同游辋川,以辋川景致为题各作诗二十首,合称《辋川集》。可惜王维的画作已无传世,后世画家根据《辋川集》描摹辋川山水,图为明代仇英画的《辋川十景图》(局部)。
供图/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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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的山水情结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李金坤通过研究《全唐诗》中部分诗人集子时发现,唐代诗人普遍具有浓厚的山水情结,从他们诗作中提到的“山”“水”频率可窥一二。

李白:   山 770次  水 525次

杜甫:   山 614次  水 443次

岑参:   山 275次  水 114次

王维:   山 258次  水 95次

李商隐: 山 148次  水 127次

高适:   山 147次  水 52次

李贺:   山 97次   水 136次

柳宗元: 山 91次   水 52次

(引自《唐诗山水自然生态之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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