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墓石雕题材丰富多样，有石像生、经幢等纪念性质的，有碑座、石马、石狗等附属性质的，有柱础、栏柱、螭首、小兽等作为建筑材料的。各种题材所需不同，雕造工艺也就不同，既有线雕、浮雕，也有圆雕。 （一）石像生
西夏陵园的石像生不像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宋陵那样，分布于从鹊台至内城神门之间漫长的神道两侧，而是将其集中排列于内城前增筑的月城之内。这些石像生(群)，虽然早年已被严重损毁，但是，从仅存的部分残件——石像生头、肩、腹部及手掌等残块，仍可看出雕刻手法十分写实，同时人物精神状态的刻划也很细致人微。例如文臣头像，脸颊丰腴，八字胡须，高鼻深目，神态自若，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可谓西夏石雕人像的代表作品。从石像生腹、身残块来看，文臣腹下有飘带，武将腰侧挎刀剑。参之唐宋石雕，不难想象这些拱手执笏或双手按剑的文武侍臣们，端正直立，恭谨待命的神态。 (二)人像碑座 西夏陵碑座与唐宋陵墓迥然不同，非龟趺座而为正方体人像石座，前后共发现11件，均顶部平整，正面减地浮雕力士像。根据人像造型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 1．第一种类型 5件。6号陵出土1、8号陵出土4件。红砂岩，石座均为三面减地浮雕力士像，力士曲膝跪坐，俯首前视，面形浑圆，双眉粗壮，双目圆睁，高颧塌鼻，獠牙斜刺，或袒胸露乳，或以肚兜罩腹，双手抚膝支撑，双膝曲跪，手腕及足胫均有钏饰。
2．第二种类型 3件。均出土于3号陵东碑亭。灰砂岩，呈方形，其力士造型除一例双臂举手上托外，其余基本与第一种类型碑座相同。所不同者，此类型力士造型减地剔刻尤甚，人像各个部位轮廓突出，力士显得更为孔武有力。 3．第三种类型 3件。均出土于3号陵西碑亭。体积较第一、二种类型大，长方形，正面减地浮雕力士像。从远处看，力士脸面夸张，似人非人，像兽非兽；近看则头像硕大，面形浑圆，大眼圆睁，柳叶状眉，鼻梁垂长，宽嘴厚唇，獠牙外龇。另外，力士像面部似有彩绘墨迹。
人像石座出土以后，即为学术界所注目，但是，就其功用和力士造型的渊源等问题，似嫌论述不足，现据有关新资料再略作探讨。 就其用途，6号陵原发掘者未敢肯定为碑座，后来又有人认为是柱础。我们在发掘了3号陵东碑亭之后，认为它们就是碑座，笔者归纳论据如下。 其一，从3号陵和8号陵石座出土时的情况看，均位于碑亭中心，横行排列有序，且周围散见大量石碑残块。石座为正方体且居碑亭中心位置，不为碑座，又作何用?有推测其为柱础者，言之不确，因为： (1)3号陵东西碑亭室内直径均仅7.5米，小小的碑亭竟用如此多之柱础，显然于理不合。 (2)假定石座为柱础，则石碑在如此空间根本无法存置，既为碑亭，碑石显然不可能置于室外而空设此亭，故石座非柱础。 其二，6号陵碑亭所出石座上部一角阴刻西夏文3行17字，右起第一行4字似可释为“口子重负”(前边两字可能为神或人名，疑为某某力之代称)，中间一行4字似可释为“志铭基座”，第三行9字模糊不清。石座背面阴刻一行汉字“垒砌匠高世昌”。即石座制作之初，工匠似已言明其为碑座。 其三，根据缀合及碑边纹饰推测：墓碑由碑首和碑身两部分组成，首身一体，不与碑座相连，碑通高约3、宽1.5、厚约0.4米。又根据3号陵东碑亭石座排列情况： 座宽＋间距＋座宽＋间距＋座宽＋间距＋座宽=0.6+1.0＋0.6＋1.3＋0.6＋1.0＋0.6米 由此可知： (1)从空间分布及力学、审美角度分析，一个石座驮负一碑的可能性不大。 (2)从石座间距分析，显系两两成组排列，且两个石座之间的跨度仅仅允许一座石碑置放。因而两个碑座驮负一座石碑的可能性大一些。 也就是说，无论人像石座本身的铭文，还是它的体积、位置，以及排列分布情况，均证明其为碑座无疑。 就力士造型和装饰，最初的发掘者认为与当时西夏社会习俗有关，是受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影响所致，此言甚是。文中列举册府元龟、旧唐书及新唐书等文献记载附证，但无实物依据。今以所见考古实物再补充说明，具体地说，西夏这种负物力士形象与五代十国之一的后蜀(公元934～965年)政权的张虔钊、孙汉韶诸墓中出土的石雕抬棺力士像极为相似，惟后蜀石刻力土卷发披肩，有的戴幞头，有的盘坐等与西夏力士形象有差异，此外，从构图到造型、装饰等技法均如出一辙，如眉、目、肚、腹的雕刻，手腕、足胫的装饰，浑圆粗犷的造型等手法，西夏雕刻的力士形象，显然与后蜀有着某种渊源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