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遗忘的精美传统民间手工布艺作品

虎头帽

在中国大江南北，人们视生育为头等大事。新娘自怀孕“有喜”开始，娘家以及自己即要动剪引线，为新生儿准备各种穿戴用品，从头到脚、从睡到学步样样齐全。母辈们将希望祝愿全都倾注在一针一线中：花衣、花帽、花鞋、花肚兜、花围嘴、花褥、花被，冬暖夏凉，既是实用品又是艺术品。那些千姿百态的造型，那些五颜六色的搭配，都是为了将新生儿打扮得似花似锦、生龙活虎。
童帽，尤其重要。因为它是一身之冠首，农家妇尽其所能创造着。最主要是虎头帽，或叫狮头帽。狮虎在民间已经随着年代合而为一，它们都是百兽之王，都被视为神兽保佑着庶民。为男孩准备的帽有全虎帽、双虎帽、全狮帽、双狮帽、麒麟帽、蝴蝶扑莲帽、鱼戏莲帽等；女孩有莲花帽、金瓜帽、石榴帽、凤凰帽等，除缝绣外还缀以线穗和银铃、铜铃。日子再穷困也要根据条件，为新生儿尽力而为。

头上戴着虎头帽，脖上围着全虎围嘴，手上套的是虎暖袖，肚上系着虎面肚兜，脚下穿着虎头鞋，可想而知，虎将一个娃娃全副“武装”起来。再起个与虎相关的名字，手里抱着布老虎，身上挂着艾虎香包，这不只反映了遗传在儿童身上的虎崇拜，更反映了虎文化在民俗中的重要位置。

弱小的人类，千万年来为了生存，在向大自然索取中遇到重重灾难，崇天地、拜鬼神，求助威镇灾难的象征物及神力的形式层出无穷，而虎在诸多镇邪的崇拜中传承至今，这一文化现象值得研究。

肚兜
肚兜是民间的传统内衣。近代由于社会的演变，西方机织品的引进，城市百姓首先改肚兜为衬衫、背心。但时至今天，偏僻地带尚有穿肚兜的遗习，不过只为幼儿制作，为成人所做的似乎不多见了。在传统社会中，肚兜是妇女们对情人、丈夫或对新生儿表达情感，发挥才华的民艺品，因而很多民间传统吉祥纹样和表现情爱及企求生殖的符号，都在贴身的肚兜上尽情抒发。

肚兜的艺术以刺绣为主，也有贴补花纹的。由于它包括缝、绣、剪裁、造型及色彩构成，所以肚兜属于民间妇女艺术中的综合表现部分。妇女只为情人、丈夫或儿子绣肚兜；她们自用的肚兜一般只以纯色（多为红色）布料做成，略加花边装饰而已。绣给情人的肚兜多以戏曲、神话、传说中之爱情故事为题材以示意；为儿童绣的则以虎、虎吃五毒、莲（连）生贵子等护生、繁衍主题为内容。

如果以肚兜作为专题，那将是美不胜收的艺术系列。特别是新婚陪嫁的刺绣品，在怀孕生育时为新生儿改制的肚兜，或是姥姥舅家为外甥制作的祝贺礼品，都是对新生命最直接的保佑与赞颂。肚兜、虎头鞋、虎头帽、虎形围嘴、各种神灵的护生耳枕和布玩具，构成了围绕生命生殖繁衍主题的配套艺术表现。也可以说是围绕新生命的成长，或者说是围绕人生三大礼仪——生、婚、丧中第一个大项目而创作，在民间艺术中形成特殊的领域，很值得继续研究。

山西布老虎
布老虎的实用价值是为幼童制作的枕头或是玩意。伴随着新生命健康生长，它不只是一件具有审美意义的物件，更是由古以来华夏民族对虎文化的传承延续。虎是镇宅、驱邪、禳灾，以及生育的保护神，是中华大地上的吉祥物。

数千年在民间，代代相传的布老虎，主要在汉族辽阔的居住地流传着。地区与地区的人际交流，使布老虎的地域特色逐渐同化。有时一件作品，很难断明是甘肃的，还是陕西的。但有几点是华夏大地布老虎所共存的，那就是大多以双鱼为眉，或以人祖为鼻，眼则以太阳形为标志。其他方面，那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因此布老虎的样式多到无法统计的地步；再加上民间的意念造型，作者可以任意将虎与自己所希冀的观念物象结合，那就更千奇百怪了。尤其在陕、甘、晋三省，虎与娃、虎与蛙、虎与蛇、虎与鱼、虎与猴、虎与蝴蝶、虎与五毒等合体造型层出不穷。

甘肃庆阳布老虎
中国各地布老虎造型多以双鱼眉、人祖鼻，太阳眼为主。

中国民间艺术中的布老虎与真实虎的属性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中国百姓对虎的艺术创造是认同的，谁也不怀疑那不是虎，何况它远远超过自然虎的威力，而成为人们心中无所不能的神灵。

陕北布制鱼
陕西遮裙带儿为人面，双头鱼的组合设计
在民间繁多的鱼艺术造型中，西北地区的山西、陕西、甘肃一带，风格较原始古拙，鱼完全脱离了自然形态。在黄土高原上生活的妇女，甚至一辈子也未见过真鱼是什么样子，她们所创造的鱼是从前辈那里传承下来的。那是一种观念符号，是象征着生育繁殖的鱼；或者作为保护神的人面鱼，如同人面莲花、人面蛙身、人面蛇身一样，人面鱼是被神化的崇拜物，点出崇拜“鱼”的目的是与人的新生命相连的。那是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纹样的变体。

布制品的鱼形比其他民间美术品种的鱼形，如剪纸、面花、刺绣等更富于表现力。布制品是立体或半立体的，可以综合以上民间美术品种的特点加以发挥，无论结构、造型、色彩、质感都更丰富。此外，布制鱼又扩大了其实用范围，使农村妇女有更多发挥艺术才能的场地。农家妇女们利用集存的碎布头，拼合着、裁缝着，再以彩线勾绣；通过鱼的制作，为自己、为亲人将祝福、希望、保佑、爱心全部编织在其中，创制成遮裙带、荷包、香袋、肚兜、挂坠等民艺品。

西北地区民艺品所表现的鱼，与华夏民族先民在陶器上所表现的保护神和繁殖之神的鱼，应该是一脉相承的，鱼和龙、虎、蛇、蛙、鸡（鸟）等神兽在民艺上有着同样的地位。

华阴的布制蛙

我们在华阴县见到为小儿缝制的布蛙形象，十分神奇。它不同于一般蛙枕，也不同剪纸“蛙变娃”的表现，更不同五月节五毒蛙耳枕。它是用白布做底色，少量黑布衬头部，彩线勾绣五官和点缀花饰的人面蛙身。显然这又是民间的意念造型，不求物体对象的自然真实性，而取其观念的合理性。蛙对民间庶民说来就是娃，就是祖先规定的古老的生殖之神。蛙、人结合是明确的点题，如同人头虎身布老虎、人鱼合体等一样的构思，是先民传下来的人兽合体，是作为神灵崇拜的遗训。人头蛙无疑是新娘的陪嫁物，是希望的寄托也是性启发和胎教的依据，当然更是陪伴新生儿玩耍的保护神灵。

华阴县的人面蛙，也是女娲始祖的造像，只是我们这些人少见多怪。老百姓们感觉极平常，认为是由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娃，是生活的希望，是人生轮回的开始。因而民艺品中的蛙、人面蛙的象征寓意以及围绕蛙的文化现象，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鱼枕、蛙枕
甘肃庆阳蛙耳枕。
鱼成为各类民艺品的表现母题之一，刺绣、剪纸、面花、各种布制品，民玩、瓷绘、木版画等都有以鱼为题材的刻画。鱼在华夏民族中，形成一个庞大而悠久的文化艺术系列。

我国西北地区，尤其甘肃陇东，广泛以鱼形制作儿童的“耳枕”，形式突出，花样繁多，一条鱼的背上，做蛙或鸟、虎等形象补缝着。又在背中间做一“◇”或“○”、“☆”形的洞，从实用性上考虑，是为了保护小儿的耳朵，使之可透气，因曰“耳枕”。

鱼枕是裁剪、缝织、刺绣以及色彩搭配立体型的综合艺术制作，所以被分类为民间妇女创作的布制品。当前为了开发旅游产品，鱼枕被大量制作，脱离了传统民俗意义，而被纳入商品流通轨道，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甘肃庆阳鱼枕，鱼身上绣蛙，中间做○形洞

西北地区有不少表现蛙的剪纸，象征生命和生殖崇拜。很多蛙型被拟人化了,头部为小儿形象，简直就像新生小儿造像,从形象上看去，蛙与娃太相似了。蛙耳枕典型地表现了中国民间美术的观念：蛙是女娲祖神的象征，是华夏民族的保护神和繁殖神，蛙与新生命的娃，不只音谐，意也相联。蛙枕背上的洞即是女阴符号，是生命之源处。因此蛙耳枕是生殖崇拜在民艺中的另一种表现。

香包和荷包
荷包大都是送情郎的，不外是鱼莲、燕鸟等表现情爱与吉祥及祛病避灾等内容。而香包是内有香料的小包，每逢端午节，男女老少皆佩戴在胸前腋下，五彩绚丽，小如枣，大如桃。如今偏僻的农村尚保存着这一古老的习俗，但已是仅属于儿童的饰物了。香包的题材，花、鸟、草、虫无所不包。内里装着香料和艾叶为的是除瘟疫和驱逐蜘蛛、蜈蚣、蝎子、壁虎、蛇五毒。婚嫁喜事时床帐门帘上也要悬挂香包，这时莲生贵子、鱼穿莲、双燕蝴蝶、葫芦瓜果等都是香包的造型范围，象征瑞吉幸福和生殖延续。

除了端午节特定的驱五毒香包外，其他题材与送情郎的荷包和新婚的香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民间农家女子利用裁剪花衣的边角布头，稍加剪、缝、摺、抽、绣，加上彩线穗头制成，是民间十分普遍的立体布制品，与现代的软雕塑艺术相似却又有本质的差别。香包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产物。

甘肃庆阳螃蟹与十二生肖香包，每种生肖都是神灵，十二生肖放在一起喻意神力更为强大。

“螃蟹与十二生肖”香包：螃蟹背上缝绣着五毒或四毒，属于驱毒镇邪的神灵，是为端午节专用的；螃蟹与十二生肖的结合，则是加强神威的意念。每种生肖本身就是神灵，每个人都属于一种神灵象征；十二生肖在一起，是保佑范围的扩大，是神力观念的强化。

“蛙抱混沌”香包：它的涵义明显、原始而古老。宇宙从混沌到阴阳初开，万物茂生，其神秘性永远被人们膜拜着。而蛙作为神物，在这里很可能是象征蛙族图腾崇拜，也可能是象征女娲始祖。混沌与蛙在一起的神力超越一切，以它作为保护

“蛙抱混沌”香包：它的涵义明显、原始而古老。宇宙从混沌到阴阳初开，万物茂生，其神秘性永远被人们膜拜着。而蛙作为神物，在这里很可能是象征蛙族图腾崇拜，也可能是象征女娲始祖。混沌与蛙在一起的神力超越一切，以它作为保护神、辟邪物，可想意义之深奥。这一造型的传承肯定极其悠久，在其他地区很少见到。

山西芮城布制品“鸮”

鸮俗称“猫头鹰”、“夜猫子”。虽然从科学角度它被划分在益鸟范畴，不知为什么，中国人总认为它是不吉利的禽类。这次我们来到芮城考察，从当地博物馆收集的民间艺术品中，发现了一对鸮的布制品。它的造型很突出：猫头鹰的头，身体像虎又像鱼，足如兽爪又像鸟爪，说是本地农村妇女制作的，问为什么做它，回答是“好看”。

恰恰在陕西华县太平庄，曾出土一件极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的鸮陶罐。那么，在中国悠久历史上，鸮到底是处于什么位置呢？同时它又与山西芮城民间的布制品鸮有什么联系呢？

由于我们带着对的疑问，一路上必然处处注意有关在民间艺术中的蛛丝马迹。在河南郑州市博物馆里，竟发现从商代到汉代，鸮形的铜、石与陶制的器皿，在河南一带出土不下三四件，真令人惊讶。在山东长山群岛上的博物馆中，也有西汉时代的鸮出土。这难道还不能证实，我国历史上人们对鸮的推崇吗？鸮肯定是作为吉祥物和神鸟被爱戴着。《辞海》中对鸮的解释为威严凶猛的象征，商周时期常以鸮形做尊。说白了，就是镇邪的神鸟；而鸮在苗族中又是以雷公神被崇拜和表现着。

后来，我们在陕北也发现猫头鹰剪纸。在山西新绛县著名的剪纸能手苏兰花的作品中，也有喜花猫头鹰剪纸：一个双喜字剪在猫头鹰的胸前，十分明显是以吉祥喜庆纹样出现的。当然并不排除有辟邪之意。这样看来，芮城的布制品鸮是民间作为保护生命的神灵而制作的，它的功能与布老虎等象征是相似的。

枕顶绣片

山西枕顶绣片莲花童子

枕两端制作一方形刺绣片，真是最好的装饰。因而新婚嫁妆中，女方要准备一定数量的枕头绣片，一是显示新娘的手艺，二是作为礼品赠送公婆、姑嫂、亲人们。所以女子在未嫁前，要精心绣出各式花色、品种的枕头顶便形成特定的习俗。

传统枕顶绣片是民间妇女们全心贯注的创造。根据传统花纹样式，巧女子会出奇制胜地发挥创造力；花的搭配、动物的组合都是围绕吉祥如意、保佑生命、歌颂生殖为主题。它像一首首民歌唱在作者心里，体现在手中的彩线上，如“路旁野花哥莫采，家有牡丹等你来”，形容哥是采花的蝴蝶、蜜蜂和凤凰；“绣个戏出天仙配，恩恩爱爱过一辈”、“哥是鱼儿妹是莲，亲亲爱爱永不离”……“莲（连）生贵子”、“莲（连）年有鱼（余）”也是枕顶绣片的题材内容。如果能收集到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枕顶绣片，那将是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系列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