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朋友藏书票 有关藏书票的知识和说明

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它们是一种小小的标志，以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也是书籍的美化装饰，属于小版画或微型版画，被人们誉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上蝴蝶”“微型艺术”。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一般是边长5—10厘米见方的版画作品，上面除主图案外，要有藏书者的姓名或别号、斋名等，国际上通行在票上写上“EX—LIBRIS”（拉丁文字）。这一行拉丁文字，表示“属于私人藏书”，藏书票一般要贴在书的首页或扉页上。

图书收藏者用以表明书籍持有的标记之一。一般贴在书的里封补页或扉页的右上角或中央。藏书票起源于欧洲，是一种袖珍版画，起初多由版画家自刻，后来发展成为根据书票主人的性格爱好等要求而设计的小张图画。藏书票的规格大小不一，其长或宽，小的3～4厘米，大的约10厘米。票面以图案为主，并配有藏书人的姓名、别号、书斋号等，有时还有一两句箴言、警句或藏书年份。文化界曾有人将藏书票誉为“纸上宝石”。

藏书票出现于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藏书票为德国人JohannesKnabensberg所有，制作时间在1470年；画面上的刺猬，脚踩几棵被折断的花草,口衔一朵被折下的花,上面飘动的缎带上，幽默地写着: “慎防刺猬随时一吻”的字样。作者不详。

世界目前存世最早藏书票

西方的藏书票上通常还有拉丁文“EX-LIBRIS”(属于我的书)。书票的图案最初多半以家徽、神话传说、英雄美人等为题材，以后题材越来越广泛，有风景以及与个人生活、工作、爱好有关的各类图案。作为一种艺术品，藏书票在欧美各国非常流行，有很多藏书票收藏家和专门收藏各种书票的博物馆，很多国家都有藏书票爱好者的各种组织，国际藏书票协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双年会，进行学术交流及藏书票的交换，同时举办国际藏书票双年展。在亚洲,最早制作藏书票的国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的藏书票与传统的浮世绘结合，形成独特的风格。中国的藏书票是20世纪30年代从日本传入的。鲁迅倡导的版画创作运动推动了中国藏书票的发展。木刻家李桦组织的现代版画会在进行版画创作的同时也创作藏书票。1935年出版的《现代版画》第9期即为藏书票艺术品专辑。郁达夫非常喜爱藏书票,唐弢也广泛搜集藏书票,在其所著《书话》一书中收有陈仲纲等刻的藏书票。80年代初,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成立，参加了国际藏书票双年会。1987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藏书票展，中国的藏书票曾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

藏书票和邮票类似，从出现之日起，就演变为收集和收藏的对象，甚至有时其收藏的功能还盖过了藏书的标志功能。原因是，藏书票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的特质，它图文并茂，色彩斑斓；小小票面不仅可以传递某种思想，还适应各种画种和制作方法，变化无穷，趣味无限。由爱书而藏书，由藏书而有藏书票，由藏书票而衍生出一个专门的艺术门类，并培育出一支收藏爱好者队伍，终成大气候。　一种情托起了藏书票，这种情就是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和对书籍的热爱。

常见的书票规格按市场上销售的书籍来看，有8开、16开、32开、自定义规格等等。根据这些书籍的尺寸情况看，设计书票的规格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12CM—17CM范畴内；第二类是8CM—12CM范畴内；第三类是8CM以下范畴。以上三类尺寸范围基本上符合藏书票规格范畴，也体现出藏书票这门小型艺术的特点。在当前国内书票家设计的书票规格基本上以第二类居多，而第一类与第三类书票尺寸是根据书的特殊要求而进行设定。世界上最小的书票是0.7×0.7厘米。国际藏书票大会对藏书票的规格要求为 17 厘米以下。
藏书票是供藏书用的，其最初的功能和藏书印章一样，属于个人收藏的一种标记。通常藏书票在票面上印有拉丁文Ex-Libris，意为“我的藏书”。最早的一张藏书票是1470年由德国人JohannesKnabensberg制作的，署名勒戈尔(Lgler)，由一款画有刺猬衔着野花脚踩落叶的木刻画构成。不过类似这种图画构成的藏书票，在早期是极为罕见的。一直到17世纪末期，藏书票多以表示贵族身份的纹章作为图案。由于当时只有贵族或修道院才收藏得起书籍，纹章藏书票往往象征权势和地位，并不流行。如17世纪中叶，英王查理二世的藏书票，以两头狮子捧一面盾牌的王室纹章为图款，是典型的纹章藏书票。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书票，可以概括为四大类。一类是画家一幅一幅绘制而成的，这类书票并不多见。另一类是由版画家制作的，此类最多。版种则可分为凸、凹、平、漏四种。凸版的版材有麻胶、石膏、塑料等，但以木版最大量、最普遍。凹版最理想的版材是铜版，但也有锌版、铅版等。平版的版材是石版。漏版，又称孔版、丝网版。而在这四大类型中，制作技法也是多种多样。目前，国际书票联盟已发布了20余种通用编号，用以区别和规范书票制作的版种和技法。但由于版画制作之技法日趋多样，许多版种和技法在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代号。如拓彩版、吹塑版等等。上述两类，都是书票原作，比较珍贵。只是手绘者，生产不易，难免行之不远；而以版画拓印者，数量大增，甚至被视为正宗，书票也因之而有过“版画藏书票”之专称。这种藏书票以套色水印木刻为主，可称作微型版画，因为它的画幅很小，一般长宽均不超过10厘米，通常情况下画幅为正方形或黄金矩形。版画藏书票是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图象与文字相辉映的艺术形式。在画面中，文字（一般是“某某藏书”、“某某之书”以及必不可少的“Ex-Libris”）占有一定的比例，采用嵌入式将文字设计在画面中，所以这些文字在画面中还起着构图和色彩的作用。因此与其他种类的藏书票不同的是，版画藏书票上的“Ex-Libris”通常全部为大写字母，并且一般将“-”号省略或用“·”号代替。第四类藏书票，则是“电脑藏书票”了。它可以大量生产，方兴未艾。这后两类书票均与现代科技联姻，为藏书票的广泛普及走入千家万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第五类藏书票是剪纸藏书票。它是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剪纸与藏书票的完美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藏书票。到18世纪，随着教育普及，出版业发展，藏书不再是少数贵族的专利，许多中产阶级也都收藏图书，藏书票也就平民化，由原来注重由纹章显示地位，转而用图画来表示收藏者的个性与喜好，藏书票趋向个性化，也更追求艺术的意味，如18世纪中叶英国布利牧师以自己书房一角的书堆作为藏书票的构图，表示收藏者的一种情趣。这个时期还时兴寓言形式的藏书票，似乎要寄托更多的文化旨趣。如荷兰画家迈克尔·伯格斯设计的寓言票，所绘是一对天使骑在凶猛的老鹰背上，一手抓住老鹰，一手护卫牛头，其寓意耐人寻味。藏书票的黄金时期出现在19世纪的下半叶。欧洲的文人几乎都自己动手或请人设计属于个人的藏书票，有些书店可以根据顾客的需求制作藏书票。当然藏书票的审美风格也有时代性。当工业革命的巨浪铺天盖地冲击欧洲各国时，人们厌烦机械的僵硬的几何图案，于是以弯曲变化的植物枝叶为构图的藏书票便得以流行。如1897年德国人克莱朵夫设计了以蒲公英和野花作为背景，加上飞翔的天使的藏书票，那流畅的笔触传达着浪漫主义的韵味。所以藏书票的发展，经历了由纯粹实用性到逐步注重个性化和艺术鉴赏性的一个过程。至于国人何时开始使用藏书票，至今未有明确的说法。不过较早的有留美学生关祖章的书票，画面是一位古代书生在书房搜寻图书，满地都是线装书，还有宝剑等饰物，颇有古风，上署“关祖章藏书”五个字，大约是1914年前后制作的。另有戏剧家宋春舫使用的藏书票，标示有“褐木庐”书斋名，也带传统文人的情味，估计是上世纪初制作的。二、三十年代使用藏书票的作家艺术家不少，如叶灵凤、郁达夫、李桦、唐英伟等等，都制作过许多风格独特的藏书票。不过，在中国，藏书票一直都只是文人自娱的玩意儿，较少流传。直到近年，才陆续有一些刊物零星介绍过藏书票知识，并出版过一、二种有关藏书票的集子。中国最早的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国家图书馆从馆藏图书中发现一枚迄今所知最早的中国藏书票“关祖章藏书票”。这枚书票贴在1910年出版的《京张路工摄影》集中，画面为一古代书生在满室书卷中夜读的情景，具浓厚的书香之气和中国古典文化神韵，是一枚构思巧妙与藏书主题紧扣和契合的书票。图画工致精美，上方“关祖章藏书”五字，秀逸刚劲。同样的“关祖章藏书票”还出现在1913年出版的一本《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中，为台湾出版人吴兴文发现并收藏。关祖章为广西赴美留学人士，归国后曾在交通部任职，他热爱西方文化并制作这枚藏书票供自己使用。据分析，关祖章可能是中国最早制作和使用藏书票的人。
中国最早的文学人藏书票———叶灵凤“凤凰”票。这枚书票是30年代上海的著名作家叶灵凤1933年亲手绘稿刻印的。他思想进步，和郁达夫积极推介西方文化包括藏书票，并亲手制作了这枚书票，印出后，他寄赠书票给日本友人太田临一郎。后来李桦、赖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积极制作藏书票，不能说没有受到叶灵凤等人的影响。这枚书票有史料和艺术双重价值。
最早由外国人在中国制作的藏书票———“饮水思源”藏书票。这枚书票是民国时期金陵大学西文教授裴德安氏1928年制作的，画面上一位僧人在专心致志抄写经卷。图案古朴自然，气氛肃穆，人物形像栩栩如生。据发现者和收藏者贾俊学介绍，这枚书票是他淘书所得，已发旧褪色，经由中国藏书票艺委会主任、著名版画家梁栋先生鉴定确认为套色版。这枚书票晚于“关祖章藏书票”，早于叶灵凤的“凤凰票”和李桦的书票，弥足珍贵。
中国的抗战藏书票———“罗工柳藏书票”。这枚藏书票是中央美院教授、1939年“鲁艺”木刻工作团版画家罗工柳先生的作品，是木刻画：两个八路军战士的头像、一面红旗和一把横置的木刻刀，组成了一个极其简洁凝炼的画面，表现了抗战历史中八路军的风采，是一枚珍贵的革命题材藏书票。据《中国藏书票史话》一书著者李允经介绍，罗工柳说这枚书票当时印出贴在本子上保存至今。在三四十年代革命阵营中极少有人搞藏书票的情况下，这枚书票显得格外珍贵，有特殊的意义和文史价值。台湾土产珍品———“狮首图腾”藏书票。“狮子衔剑”是台湾民间的图腾吉祥图案，从30年代起，它被藏书票作家巧妙引用到创作中。日本占领台湾时期，日籍作家西川满醉心台湾风土民情，请日本著名版画家宫田弥太朗创作的一枚“狮子衔剑”藏书票，以木刻水印出来，贴在“妈祖祭”诗集创刊号上轰动一时，这是台湾岛上最早诞生的藏书票。不久又有西川满的台湾友人、诗人杨炽昌根据民宅狮首图腾制作的一枚“剑狮”藏书票问世，也被人们视为珍爱而争相索求。这两枚藏书票印数极少，作为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书票相当珍贵。中国首套青铜生肖藏书票——“金鸡报晓”藏书票。在2005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创作设计的中国首套青铜生肖藏书票“金鸡报春”系列面世，“金鸡报春”青铜藏书票一套4枚。此后每一年，新款生肖藏书票都会在大年初一如期面市。每年发行的青铜生肖藏书票均取材于中国各类历史文物，如像砖、年画、剪纸等图案，采用蚀刻、镂空等多种工艺，图案细致精美，充满灵气和吉祥喜气，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藏书票起源于德国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中期的德国，比邮票早300年左右。最早的藏书票是德国勃兰登堡家族使用的“天使”藏书票，又有人说是LGLER（刺猬）藏书票，其实它们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1]Lgler藏书票由一款画有刺猬衔着野花脚踩落叶的木刻画构成。藏书票初期是作为藏书标记使用的，内容大都是贵族家族徽志图案。后来，藏书票传到法国、英国以至整个欧洲，19世纪初又衍传到美洲和亚洲，内容和题材有了新变化。这时不少著名的画家如马狄斯、高更等亦参与创作藏书票，福楼拜、雨果等作家也来使用藏书票，使藏书票的功能由单纯藏书标记的实用性开始向艺术审美层面发展，藏书票变得更精美。
成立国际藏书票联盟18世纪前后，欧、亚、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藏书票协会或俱乐部，书票交流和收藏成为时尚，1953年收藏家国际性会议首次召开。之后隔一两年会议就要召开一次，同时举办展览，使藏书票在国际范围内有了广泛交流的机会。后来又有人提议成立正式的国际性组织，于是在1966年7月28日“国际藏书票联盟”诞生。现成员国已扩展到41个，会员上万。20世纪初传入中国台湾藏书家吴兴文在1913年《图解法文百科辞典》中发现一枚“关祖章藏书”书票，画面为一头戴方巾的文人，在一大堆书中秉烛夜读。票面设计精致工巧，充满中国古典文化气息。国家图书馆从馆藏《京张路工摄影》集（约1910年初出版）一书封里页，也发现一枚同样的书票，后者证明“关祖章藏书”书票制作时间最迟在1910年。广西人关祖章，留学美国归来，曾在当时的交通部任职，他受西方文化影响，喜欢藏书票，可能是最早使用和制作藏书票的中国人
一些传教士、西方学者和外交官也随书籍将藏书票带到了中国（上海图书馆就有收藏证明）。20世纪30年代开始推广1933年前后，著名作家叶灵凤、诗人郁达夫等人开始注意和推介藏书票，“凤凰”藏书票就是叶灵凤手笔。1934年，李桦创办“现代版画研究会”，在其会刊《现代版画》第九期专出了藏书票特辑，这是中国第一个手工拓印本藏书票集。鲁迅先生曾托日本友人从日本购买过藏书票，许广平就在使用。
成立中国藏书票艺委会30年代之后，藏书票没有太大的发展。一直到80年代初，文化复苏，藏书票再次兴起。美术界一些藏书票作家和理论家们认为我国也应该有一个藏书票组织，于是由中国美院版画系负责人梁栋先生首先发出倡议，中国第一个藏书票研究会（现称为“中国藏书票艺委会”）于1984年3月16日在北京成立了，李桦为顾问，梁栋为会长。1986年中国举办了首次藏书票展览，展出作品千余枚，在全国反响甚大。之后，各地藏书票组织也相继成立，办展、交流、出刊，把中国藏书票创作和收藏活动搞得热闹起来。中国藏书票同时介入国际交流，1987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书票联盟”。马未都拟在国内建立专馆2013年3月，大收藏家马未都表示在国外搜集了一批数量可观的藏书票，准备在国内各地建立专馆。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消息将有望促使藏书票这一颗珍珠焕发新的光彩。片面注重“艺术价值”藏书票会走向死亡
藏书票的发展
人们得到一本珍爱的书，往往喜欢在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以示所有。在过去，藏书者常常在书上钤盖收藏印记。这不仅是一种标识，也是一种艺术欣赏。一部精美的书上，钤有典雅的藏书印，朱墨粲然，相映成辉。与藏书印不同，作为藏书者的标识，国外普遍用的是藏书票。
为什么国外多用藏书票，而我们多用藏书印。这和过去中外书籍所用纸张及装帧的不同有关。我国传统书刊的纸张质地柔软、透薄，并带有涩感，这就便于吃印油，钤印效果好。国外书刊用纸质地厚硬，尤其是封面、封里多用道令纸、铜版纸，不便钤印。我国传统书籍装帧主要是线装，可以曲卷，国外书刊多是“皮靴硬领”（鲁迅语），封里粘贴藏书票，是比较适宜的。
藏书票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30年代，鲁迅大力倡导版画，藏书票也随之兴过一阵。以后几十年，却只有很少一部分美术家主要是版画家偶尔有些创作。一直到80年代初，在李桦、杨可扬等老一辈版画家倡导下，藏书票艺术在中国重新兴起。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作为一种高雅的收藏品，藏书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同时，随着藏书票作品大量涌现，围绕藏书票艺术的活动和研究也十分活跃。从1986年第一届全国藏书票展开始，至今已举行了8届。1986年3月10日，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成立。一批学术刊物和专著也相继产生。《中国藏书票》于1984年创刊，1990年出版的《藏书票艺术》汇集了108篇关于藏书票研究的文章，前年李允经先生著《中国藏书票史话》问世。香港出版的《东方藏书票》也于去年创刊。

必须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藏书票的发展
这些年出现了大量印制精美的纪念性藏书票册子。1998年，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北大连续推出了3套《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藏书票》集，不仅给这一庆典活动送上一份独特的纪念礼物，也是我国藏书票发展史上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不过两个月，原价100元的第一套北大藏书票已炒至3000元。近两年出现的藏书票集有：《北京图书馆90周年纪念藏书票》、《西冷文化藏书票》、《纪念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一百周年藏书票》、《中外著名文学家木刻版画藏书票》、《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藏书票》、《中华体育文化纪念藏书票》等，清华90周年、南开80周年校庆时都出版了纪念性藏书票册子。近期，为庆贺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九秩华诞，北大发行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季羡林先生藏书票》。前些天，中国现代文学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藏书票原作暨馆藏文物展”。这些藏书票出自蔡若虹、王朝闻、张仃、黄苗子、丁聪、靳尚谊等当今一流画家之手，也已经印制成册。这些纪念性藏书票册子的出版大大拓展了藏书票艺术的表现空间，把藏书票主要从爱书者个人欣赏推向了社会大舞台。但是，这种动辄四五百元、装帧精致的纪念性藏书票册子只不过是藏书票艺术发展的一种形式。它主要是反映了藏书票的艺术欣赏和收藏的功能。藏书票作为藏书标识，必须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其发展。我国藏书票重要开拓者李桦先生认为：“若把藏书票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来欣赏，甚至有集艺嗜好者搜集它和收藏它，这是它的派生效果，不是它的本身意义”。著名的藏书票作者梁栋先生也说过，藏书票“必须与书籍有关，以实用为主”。这就告诉我们，藏书票就像邮票一样，它的功能首先是在于实用价值，它的艺术性是建立在实用性基础上的。不然，人们会误解为藏书票就是那种纪念性小型版画画册，只是在画上写了EXLBRIS和票主姓氏字样。
现在精装书刊越来越多，传统的藏书印章不宜在硬质纸上钤印，粘上一枚精美的藏书票是相得益彰的。一般来说，藏书票的内涵比藏书印要宽广的多，它可以表现爱书人的个性、爱好、向往，寄托藏书人丰富的性情内涵。我国当代著名文人学者，包括巴金、冰心、钱钟书、施蛰存、金庸等都有自己的藏书票。

大力发展通用藏书票
藏书票的制作与镌刻藏书印章不同，印章镌刻相对要简单一些，你标准不高的话，找一家刻制印章的小铺就能弄一枚。藏书票的制作要复杂一些。有些是画家手绘的，大都是版画拓印，一般的读书人没有条件去委托版画家制作自己的专用藏书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按国外的通行做法，就要大力发展通用藏书票。所谓通用藏书票，就是藏书票的票面上没有票主的姓名，画面上留有使用者签名的空白处，也可以在画面下方空白处签名，并可以标上进行编号的NO字样，供使用者作为藏书的编号用。
这种藏书票印刷制成，印量可大一些，还可以借鉴邮票的印制方法，打上齿孔，背面附胶，这样使用起来会更方便。你买回来，撕下一张，贴在书上签上名或盖上章就行了。
藏书票还可以作为图书的附页，随书赠送。近期出版的《中国藏书通史》、《中国藏书楼》扉页上就粘贴有藏书票。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钱钟书集》限量典藏版，随书推出三枚藏书票，很受读者欢迎。一册图书在手，可以得到一枚精致的藏书票，对藏书人来说不啻一种喜悦。另外，说不定就他就冲这枚藏书票而买你这本书，这对扩大书的销路也大有好处。

还有，一些文化博览会、展销会等活动都可以印制一些纪念性的藏书票。笔者在上海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买到一套《文化名人藏书票》，十枚书票才几元钱。小有名气的浙江嘉兴秀州书局，经常会向读者赠送一些印制古色古香的书票，去年的《旧书信息报》合订本也附送自制的书票，这实在是很有趣味的雅事。

藏书票赢得众多的爱书人的青睐，搜集、展出、交流蔚然成风，必然带来藏书票创作的繁荣。藏书票艺术的发展一定会迎来一个绚丽的春天。

---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磨合让我读懂很多生活的语言，风虽改变了方向，却没有改变我的行程-----

来源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213af80102v346.html感谢独茂兰石授权转载，再转请保留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