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5年10月，年幼的康熙皇帝登基后第4个年头，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风尘仆仆赶到太仓拜访江南名士吴伟业。得知吴先生去了松江，他又启程东下，终于在一座临水高楼上找到了吴先生。他叫秦松龄，来自无锡的一个望族，是北宋词人秦观的后裔。
长久的忧伤与失意，让秦松龄清秀的面容略显憔悴：几年前他的母亲刚过世，他也丢掉了官职，居丧期间，爱妻和祖母又先后亡故，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使他长期沉浸在悲痛中。这年年底，母亲的灵柩要下葬，他不惮艰辛，辗转来求吴伟业作篇墓志铭。
两人相差近30岁，一为当世文豪，一为年轻后生。4年前吴伟业的母亲过世，尔后不久，朝廷发动“江南奏销案”，他被革职查办，几至倾家荡产。吴、秦两家乃世交，而此番近乎相同的遭遇，使两人充满惺惺相惜之情。
1661年朝廷以拖欠钱粮为名惩处江南官绅，被罢黜的官员有11346名，缙绅2171名，称作“奏销案”。它与同年的“通海案”、“哭庙案”合称“江南三大案”，清史专家孟森认为，三大案的实质是把持朝政的满族保守势力“积怒于南方人心之未尽帖服，假大狱以示威”。经此数劫，“江南英俊，销铄殆尽”。
秦松龄天资聪颖，12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19岁中进士，是清初最年轻的翰林。他受到顺治帝的垂青，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书，对朝廷政策很了解，在朝廷严查粮税前，秦家已谨慎交齐了所有粮税。但意想不到的是，由于秦松龄有功名可免赋税，一名邻县的姑姑遂将田产挂在他名下，使他受到牵连。姑姑早年丧夫，独子尚幼，秦松龄不忍上诉申辩，甘愿代人受过。于是大好仕途就此断送。
而吴伟业的心情则更复杂。作为享有高名的前朝名士，他当年受到清廷的反复诏征，母亲流涕催装，劝他进京。他因此大病了一场，痛哭自己将“一钱不值”，入朝作了贰臣。谁料母亲去世后，丁忧期间他先受奏销案影响几至破家，又遭通海案牵连险些丧命。他就像被迫出嫁的女子，本就千般不愿，如今竟被休弃，痛悔之情，可想而知。
无论是先帝宠臣，还是文坛领袖，在政治漩涡中都不过像枚落叶，飘零浮沉，任由摆布。回首往事，两人都痛感文人的脆弱无力。要到多年后，秦松龄才会发现，清廷对江南的这轮打击，导致万余文士仕途断绝，不得已悠游于湖山园亭间，反而促进了江南园林的繁盛。
十月的深秋江天澄澈，吴伟业感叹道：“自古文人多流离”，随即又微微一笑，说：“幸有园亭可安身”。秦松龄接口说：“晚生此来还有一事相求。无锡惠山脚下有座家园，荒置已久，家父想请梅村先生您推荐一位名手代为缮治。”吴伟业会心地说：“你说的是尊府寄畅园吧？令尊可是想请张山人？”秦松龄微笑颔首：“张山人曾为家父叠微云堂小山，由王烟客先生题额。晚辈少时在堂中读书，松竹森森，山石峨峨，洵为佳作。这次还请梅村先生代为引荐。”
从秦松龄的《茸城访吴梅村先生》诗，仍能想象他与吴伟业的这次会面。两人所说的张山人又称“山子张”，姓张名涟，字南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造园家。1620年33岁的张南垣为画家王时敏（号烟客）建造乐郊园，一举成名，从此公卿文士们交书走币，争相聘请，每年不下数十家。从业近50年来，张南垣的作品遍及大江南北，以致文人聚会时聊起各自的园亭，如果不是出自张南垣之手，都会觉得颜上无光。吴伟业与张南垣半生交好，他位于太仓的梅村便是张南垣的力作，名士钱谦益、吴昌时造园时都曾由他引荐。秦松龄正有心请张南垣出山，求吴伟业牵线，可以说再合适不过。
吴伟业沉浸在渺远的回忆中，脸上浮起一缕笑意：“那时可是我们的盛世。张山人叠山栽树，王烟客题额绘图，我与牧斋（钱谦益）常悠游其间，一时多少名园胜景，文苑风流。”他停顿了一下，感慨地说：“俱往矣。世变后园亭与人共憔悴，唯余残山剩水，令人不胜其悲。而今山人与烟客皆垂垂老矣，恐不能再费心经营园亭。不过，山人有四个儿子，一个从子，都深得其家传。烟客也有不少得意门生，我可以代为引荐。”
秦松龄对寄畅园的印象始自童年。他的伯父秦德澄早卒无子，他刚出生就被过继给伯母王朗。王朗出身名门，能诗善画，与松龄相依为命，对这位嗣子疼爱有加。秦松龄小时候最期待的便是随伯母游寄畅园。寄畅园所在的惠山终年游人如织，为避开游客，伯母总是选在阴天前往，牵着小小的松龄穿过竹林花丛，教他辨认各种草木；有时驾一叶小舟，采摘池中的莲花香藕。直到成年后，经历了种种挫折和打击，秦松龄才逐渐理解这座家园远为厚重的历史。
寄畅园的前身是明代历仕三朝的名臣秦金建造的凤谷行窝，与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有关。在这次抗争中，户部尚书秦金是领袖之一。气急败坏的皇帝逮捕了134人，打死18人。秦金虽只被罚除俸禄，但朝政如此，他不愿与当权者合作，1527年告老还乡，买下“沤寓”僧房建造了凤谷行窝。这处僧房背靠惠山，南邻惠山寺，内部有山有水，并有数百株宽逾合抱的乔木，可谓最理想的造园基址。秦金简单修缮了一番，便俨然成为一座绕有野趣的山园。
秦金过世后，凤谷行窝一直受到良好的维护，但数十年来都没有大的兴建，直到家族中又出了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秦。
秦28岁中进士，主考官为大学士张居正。在座师提携下，秦仕途顺遂，不断升迁，46岁已成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但他的出身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魔咒，张居正过世后他便受过冲击，1591年政敌们再次找到机会，攻击他贪污渎职，秦被解除了一切职务。第二年冬天，他回到无锡，为消除罢官的苦闷，全力投入到凤谷行窝的拓建中。
几年后，当年的疏野小园焕然一新，景致增多为20景，厅堂轩榭一应俱全。秦取王羲之“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诗意，将园名正式定为寄畅园，并请来名家好友，庆祝园林落成。这次盛会在很多年后仍脍炙人口。王登、屠隆、车大任各撰写了一篇《寄畅园记》，画家宋懋晋绘制了《寄畅园五十景图》。
秦运用文人作文的手法造园，引用了大量“典故”，使这座园林洋溢着浓郁的文人气质。园名取自王羲之的诗，山区引水入池的曲涧也效仿王羲之，秦的雄心是在此修禊浮杯，媲美兰亭；山间的桃花洞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书房含贞斋前的孤松，也是向陶渊明致敬；知鱼槛出自《庄子》的濠上之乐，卧云堂隐喻园主的东山之志，栖玄堂欲学扬雄闭门著书，箕踞室效仿王维独坐啸傲，清响斋取自孟浩然的诗，先月榭取自白居易的诗……几乎所有景致皆有出处。
这些典故将数千年的隐逸文化荟萃园中，漫步其间，仿佛在展看一幅幅生动的隐逸画卷，抚景如对其人，那些先贤逸士皆成为自己的园中伴侣。这种意象再现的解释学式创作，模糊了古今之隔，园主与古人的精神在园中相遇，相惬相融，生动诠释了文人园林作为精神栖居的本质。秦的寄畅园可谓借助诗文造园的典范。
改筑后的寄畅园，跃身为吴中名园，并成为一份厚重的家产，秦去世后被分成四份，由各支子孙继承维护。这一分割破坏了园林的完整性，明清之际的动乱，更加速了园林的荒废。直到顺治年间，秦松龄的父亲秦德藻成为族长，才将寄畅园合并为一。
秦松龄将这座家园的曲折身世，仔细写入自己篡修的《无锡县志》中。成年后的他走在园中，看着歪倒的湖石、拥塞的泉流和满地的残枝枯叶，遥想起两位先祖的蹉跎仕途和隐逸闲情，诸般往事与自己的人生遭际逐渐融为一体。他忽然感到，所有的挫折仿佛都是冥冥注定，园林的盛衰总是与文人的穷通紧密纠缠，父亲说的对，寄畅园需要一位新主人，自己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再造一处画境1665年底，秦松龄将母亲安葬，第二年春便前往嘉兴拜访张南垣。张南垣移居嘉兴已近30年，城内外到处都有他的作品。他推荐了侄子张，并让张陪秦松龄游赏自己20多年前营建的鹤州草堂。
这一选择别有深意。鹤州草堂位于放鹤洲，相传是唐代宰相裴休放鹤之处，南宋朱敦儒曾在此建造别墅，1642年建成的鹤州草堂，被推许为嘉兴第一名园。作为当地最富历史兴味的名迹，正与素以传世久远著称的寄畅园相称，秦松龄的《放鹤洲》诗说“两度名园过，人传旧相家”——引起他深切共鸣的正是鹤洲草堂的辉煌过往。同时张南垣也在向张示范，如何改建一座历史名园。
聘定了造园师，秦松龄继续南下，先后游览了杭州西湖、钱塘江、七里滩、彭蠡湖、滕王阁、小孤山、采石矶和燕子矶等名胜，俨然在为造园搜集素材。等他回到无锡，张已查勘停当，胸有成竹，只待两人议定便可开工兴建。
八音涧较之曲涧，设计更为复杂，它借助人工堆叠的假山，使泉水在涧中流淌变化：忽而潜入地底，忽而从脚底涌出，忽左忽右，忽宽忽窄，最终跌落池中。泉声也是变幻莫测，时而哗哗，时而淙淙，时而清越，时而沉郁，有如八音同奏，八音涧因此得名。张追随张南垣多年，阅园无数，此前虽听过寄畅园的名声，但亲眼见到还是吃了一惊。江南园林多在城中，不免局促，而身处山林的寄畅园，远离尘嚣，极为可贵。很多园林虽标榜历史悠久，如沧浪亭追溯至北宋，狮子林始建于元末，实则屡兴屡废，每次都近乎重建。寄畅园则一直受到秦氏子孙的悉心照料，宛如一位年逾百龄的长者，沧桑而古雅。
张仔细走遍了园中每一处角落，一个大胆的构想在他心中逐渐成形。他不要简单地修复原状，而要赋予这片山水新的生命。而他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秦松龄能接受多大程度的改筑。
秦的寄畅园分为南部起居和北部游赏两区。秦松龄希望保留南北的分区，对起居部分原样修复。张点头认同，南区的卧云堂、箕踞室、含贞斋格局谨严，乃是园中之宅，保存的也好，修复即可。“至于北面的游赏区”，秦松龄谦虚地笑笑，说：“张山人是行家里手，还要请您作主。”
北面游赏区的中心是锦汇漪水池，与池西假山构成园林主体。张说：“当年舜峰公（秦）在山顶开凿曲涧作流觞之饮，构思甚雅。可惜地势较高，水道又宽，如今的水量已很难维持。我建议将山体挖开，深六至七尺，形成一道山谷。将泉流引至谷底，缩窄水道，这样不但引水容易，水量也好控制。”秦松龄心中一动，挖开假山对于寄畅园不啻抽筋动骨，这个构想委实大胆，而张所言也是实情。他幼时还在涵碧亭看过瀑布，后来水源枯竭，再也未能恢复。张看秦松龄若有所动，接着说：“我已察勘好山谷路径，避开山间树木，一棵不动。将来用黄石砌筑谷壁，人行谷底，泉流脚下，头顶则是参天的古树。那时这座假山将变成一座真山。”
秦松龄听得入迷，问道：“山区如此，水池又如何处置？”张说：“涵碧亭是为了赏瀑布，知鱼槛则为赏涵碧亭，环环相扣，结构缜密。但如今既挖开山体，瀑布已不存，亭槛便失去了依附。此外，在嘉树堂前望锡山塔及池中倒影，景致绝佳，惜有一亭一槛横拦于前，不够疏畅。我建议将知鱼槛挪至东岸，使水池南北通为一体；涵碧亭也向东移，将宛转桥拉直连起东北两岸。如此一来，山林幽深而水池浩渺，奥旷兼得。”秦松龄忍不住拍手称妙，连连点头：“皆依山人！另外，我此番游江南，曾至七里滩、采石矶与燕子矶，对临水滩头甚感兴趣。”张接口道：“此意甚好。我可在假山近水处设片水滩，与知鱼槛一西一东将水池拦腰束住，既使池岸曲折有致，又可平添深远之趣。”
张取出一页绢纸，那是改筑的详细图样。秦松龄低头看图，恍然领悟张筹划的整体构思：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水量下降反倒成全了张，使开山辟谷成为必要，让他得以施展张氏家传的在咫尺之地营造“群峰造天，深岩蔽日”气象的叠山绝艺。以此为起点，再将此前依山跨水、随意点缀的亭台轩榭，挪至东岸和北岸，与西岸假山形成隔池相赏的布局。
张的调整使园林布局变得洗练得体，造就了今天的寄畅园：寄畅园所在的惠山位于城西，园内建筑多在东侧，面向山林而背对城市，向西经水池到园内的假山，再到园外的真山，营造出从城市人间向天然山水的有机过渡。这与园南的惠山寺恰成对比：惠山寺坐西朝东，俯瞰城市，表现的是佛教的普渡众生；寄畅园坐东朝西，面向山林，表达的则是主人的林泉高致。
隔池相赏的建筑与假山，分别代表了人工和自然，寄托着人们对彼岸异质世界的向往，这正是中国山水画最经典的构图，深深影响着元明以来的园林格局。随着时代发展，文人的趣味也在变化，明清之际对“画意”的追求压倒“诗情”，成为新的潮流，而站在潮流顶端的便是张南垣开创的“张氏之山”。他善于采用画家手法叠山，吴伟业《张南垣传》形象地写道，“初立土山，树木未添，岩壑已具，随皴随改，烟云渲染，补入无痕”，张氏营造的园林仿佛三维的山水画，让人如同进入画中游赏。
张所说的“虽是假山，却如真山”也很值得玩味。文人造园源自对真实山水的热爱，由于不能住在山林中，他们便将其缩微到庭院里，叠拳石为山，凿勺水为湖，文人们一直在借助想象体会自然。如清朝画家汤贻汾所说：“观庭中一树，便可想见千林；对盆里一拳，亦即度知五岳”。但张改筑的寄畅园假山却不再是自然山川的缩微，而是真实自然的局部——从池东眺望园西的假山，仿佛惠山延入园内的余脉；待进入山谷，岩壑森森，流水淙淙，行走其间如置身于万山丛中。
秦对典故的运用，是通过古人之眼，经由古人之心观看和感受自然，如王国维论词，“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张的假山则让人直面自然，有如第一流的词作，沁人心脾，豁人耳目。改筑后的寄畅园使人得以无限亲密地接近自然，其间既不再隔着想象，也不再隔着古人，真正实现了文人安居山林的理想。
雅集成就名园1668年9月，吴伟业光临新落成的寄畅园，将文人崇尚的园中雅集推向了高潮。
一行人到达寄畅园已是下午，县令吴兴祚和秦松龄陪在老诗人两侧，严绳孙、姜宸英、顾湄等年轻人紧随其后。众人从东面入园，先进入一处小庭院，几株巨樟遮天蔽日，古朴之气扑面而来。左偏一处洞门将他们引入游廊，沿廊前行右转，折入一座临水亭榭，景致豁然敞开。吴伟业看到匾上题着“秋水阁”三字，便知这是秦时的知鱼槛。“秋水”与“知鱼”都出自《庄子》。
亭榭向前挑出，站在亭中向西望去，好一座巍峨雄伟的峰峦，突入眼帘！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高不见顶，愈衬出峻拔的气势。山间泉水涓涓流淌，眼前秋叶飘零，吴伟业拍手称妙，夸赞松龄：“秋水二字，极是贴切。”
从亭中出来，穿过宛转桥来到北岸，吴伟业转身向南望去，傍晚的斜阳正打在锡山龙光塔上，霞光璀璨。这座七层高塔前几年刚刚倾圮，仅剩三、四层，吴伟业指着池中塔影，对吴兴祚即兴咏道：“似有一帆至，何因半塔留。”吴兴祚歉然一笑，答道：“此塔乃吾邑文风所聚，我已与乡人商议妥当，下个修复的便是龙光塔。”正说笑间，忽然飘来一阵细雨，众人退入嘉树堂，仆人已摆好晚宴。秦松龄打开堂前门窗，看池面涟漪，听雨打枯荷，一时间园中雾气氤氲，恍如仙境。
用完餐，细雨已停，水雾散去，清爽之气扑人眉睫。空中捧出一轮明月，皎洁可爱。吴伟业站在堂前看右侧的假山，入口石壁镌着“八音涧”三字，涧内泉声借着雨势愈发响亮。秦松龄微笑道：“这里是山泉入池处，乃是出口，梅村先生欲游山，请随我来。”众人随他从左侧小径入山，辗转行至泉源处。只见西墙下一洼小池，泉流喷涌，水花四溅，向东潜入地底。众人循窄路走进山谷，宛若桃源入口，鱼贯行了十余步，豁然开朗；泉水也从脚底突然涌出，冲刷着涧石，琮作声。继续前行，溪流在左侧随着谷道由宽变窄，越来越细。道路如不可通，水流几不可见。忽然向左一转，踏过一块汀石，谷道再次放宽，形成一处山间敞地，有石桌石凳可供停歇；泉流则分作左右两支，萦绕着众人，相和鸣响。再向前走，左侧泉流伏入地下，仅余右泉，仿佛变法术一般，瞻之在左，忽焉在右。山谷则再次收窄，泉流也越来越汹涌，奔腾澎湃，终于流到出口，訇然跌入池中。这段谷道不过数十步，却俨然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尤为动人的是，一路上山泉携带着月影，穿岩越蹊，忽隐忽现，时左时右，在最终跌入的一刹，散落满池琼华。吴伟业回味良久，感慨道：“真乃鬼斧神工，巧夺造化。纵使张山人亲自出手，亦无过于此。”
吴伟业的品鉴使寄畅园名声大噪，同游的姜宸英还作了《惠山秦园记》。当年秋便有“娄东十子”的许旭和探花叶方蔼联袂来访。1669年，徐乾学、方文、宋琬、周肇、顾宸、顾彩、龚百药、黄家舒……慕名来游的江南名士更是络绎不绝。值得一提的是，这年王时敏的高徒王也来到无锡，为秦松龄绘制了《寄畅园十六景图》。按照明代造园的传统，园林通常有园、记、诗、图，四位一体，至此，秦松龄对寄畅园的改筑终于完备。
晚明名重江南的才子余怀，也被寄畅园吸引。余怀晚年侨居吴中，将主要精力用在研究昆曲上，很快成为鉴赏大家。他是在为清初昆曲家徐君见的曲谱作序时听说的寄畅园，但引起他兴趣的，并非园中的胜景，而是园主的家班。
1670年，秦松龄广邀文士到寄畅园赏曲。余怀连夜从南京启程。他赶到园中时吴兴祚、秦等当地名流已在等候。吴兴祚俨如寄畅园的第二主人，邀请余怀先行游园。当时已是深秋，黄叶满山，金碧灿烂，余怀穿过游廊，望着波平如镜的池水，心情却澎湃不已。他已无心赏景，而是盘算起，何处可坐宾客，何处可置歌伶，何处吹笛，何处弄笙……在他眼中，寄畅园已化为一座天然的戏台。
他盘算未定，吴兴祚邀众人到秋水阁就座。少顷，一艘画舫凌波而至。站在船头的是秦松龄，微笑着向众人拱手，神采焕发。在他身后有歌伶六七人，穿青色粗麻布袍，着五色丝织屐履，恂恂如书生，绰约若处子，宛如天人下凡。他们或抱琵琶，或携三弦，十番萧鼓，不一而足，错落列坐于秋水阁对岸的鹤步滩上。众人在阁中凝神屏息，听乐声穿林度水而来。只闻檀板轻敲，管弦悠扬，忽然歌喉乍起，有如娇莺啼树，又像玉盘落珠，字正腔圆，声韵宛转。一曲将终，行云不流，万籁俱寂。余怀忍不住击掌狂呼：“徐生徐生，果不欺我！”
音乐与园林自古便有着难解的缘分。《梁书·昭明太子传》提到：南梁太子萧统泛舟游园时下属建议“此中宜奏女乐”，萧统答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这时的音乐与园林还处于互相争宠的地位。但慢慢的，这两种深受文人喜爱的艺术逐渐结合起来，园林成为最适合欣赏音乐的场所。
余怀称赞这次雅会，“淮海风流足千古，河阳移种花千亩”，秦松龄延续了先祖秦观的千古风流，张则提供了演奏曲乐的绝佳舞台。诗歌、绘画和音乐是文人最钟爱的三种艺术，它们都被包容进寄畅园中，既成就了寄畅园，也被寄畅园所成就，从而使这座园林成为古代文人世界最完美的呈现。
复兴的江南由于吴梅村和余怀的称扬，寄畅园的名气迅速攀升，几乎成为康熙初期最著名的私家园林。同时这还应归功于吴兴祚在无锡的长期主政。因其亲汉的立场，吴兴祚在无锡当了13年县令。改善民生之暇，他还积极修复锡惠名胜，当年因“奏销案”罢归的文士纷纷投身到他的幕府中。由他主导的惠山雅集，与王士祯在扬州的红桥雅集南北相望，驰名大江两岸。惠山雅集的中心无疑是寄畅园，吴兴祚自豪地夸耀：“南国探幽地，惟余寄畅园”，来访的高士名流皆被延请到园中，寄畅园成为无锡的名片和客厅，冠绝江南。
转眼间康熙皇帝登基已有十余年，当日的幼童已长成干练少年。随着鳌拜等保守势力的垮台，汉族士人的处境渐有改善。1674年秦松龄赴荆襄讲学，投入到平定三藩的大军中。1676年吴兴祚先后升任福建按察使、福建巡抚，在平台战役中立下大功，调升两广总督。蛰伏多年的江南文士纷纷出动，谋求新职。繁华热闹的寄畅园一下子安静下来，成为秦家父老颐养天年、秦氏子弟静心读书的场所。
1678年，三藩初步平定，康熙诏开“博学鸿儒”特试，选出的“五十鸿博”中江南士子占了41位。秦松龄考中一等第八名，黄与坚、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毛奇龄、施闰章、汤斌、汪琬、尤侗……这些寄畅园的常客皆榜上有名，寄畅园的名声也随他们传入京城。秦松龄入朝后成为日讲起居注官，陪侍在康熙左右，不久又被选为皇太子胤的老师。
饶有意味的是，当秦松龄在宫廷为皇家服务时，皇帝却来到了寄畅园。1684年平定台湾后，30岁的康熙决定南巡，亲自看看他的江山。康熙此行登临泰山、巡视黄河、祭祀孝陵、谒拜孔庙……表现出励精图治的进取姿态，回銮时希望欣赏江南风景，他选中了寄畅园。
1684年10月，秦松期在园中接驾，康熙问起家世姓名，吃惊地问：“秦松龄莫不就是尔一家么？”这座享誉天下的名园竟然属于自己的近臣，让康熙平添几分亲切。当时王已成为宫廷画师，在他后来绘制的《康熙南巡图》中，“秦园”赫然在列。
康熙探访寄畅园还有一重深意。这次南巡回京后他开始在西郊建造畅春园，主持设计的正是张的堂弟、张南垣的四子张然。张然被聘为皇家总造园师，先后设计了南海瀛台、玉泉山静明园等，此后百余年间，康乾盛世的皇家园林皆由“山石张”主持，与负责皇家建筑的“样式雷”并驾齐驱。
秦松龄的仕途并不顺利，在他78年的生命里，“通籍六十年，立朝仅九载。”他晚年住在寄畅园，对个人的浮沉已不介意。每次他拄杖站在嘉树堂前望着园中山水，便不禁想起当年与吴伟业站在江楼上的情景。那段岁月变故迭起，无数名园毁于战火，鸿彦硕儒斯文扫地，“无用”的书生被坚硬的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在强权与暴力面前，故土孕育的精致文明是何等脆弱与卑微。然而正是这看似柔弱的文明，虽在历史车轮下屡遭碾压，却从未丧失坚韧的生命力，仅仅几十年后便重又复苏。
秦松龄曾当过太子的老师，如今长子秦道然也成为皇九子的侍读，寄畅园得到皇帝的睿赏，“张氏之山”主宰着皇家园池，甚至昆曲也传入宫廷，成为雅乐。曾不可一世的粗暴与野蛮，再次拜倒在雅致的文明面前。眼前的寄畅园书写着他们这代人的传奇，让他苍老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
但寄畅园浮沉的命运仍将继续：秦道然在雍正登基后被视为眼中钉，罚银十万两，寄畅园被没收。人们都以为“寄畅园不易二姓”的神话就此破灭，一代名园终将沦废。孰料，乾隆登基后，秦道然的长子考中探花，皇帝将寄畅园发还，并出官费修缮。乾隆在清漪园（今颐和园）仿寄畅园建造了惠山园（今谐趣园），是他首次写仿一座江南园林。寄畅园受到的尊崇至此可谓登峰造极。然而在太平天国战役中，惠山成为战场，寄畅园再度沦为残山剩水；抗日战争中又遭到日机的疯狂轰炸……
历经近500年的岁月，这座园林依然挺立在今人面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秦松龄无法预知寄畅园的命运，他唯一能坚信的，是文明绵绵不绝的生命力和屡创屡兴的自愈力。寄畅园的存在，似乎便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责任编辑 / 戴莹 图片编辑 / 余荣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