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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珍:压垮晚清的最后一个刺客

流金岁月 | 老照片 / 2015-07-15 / 豆腐干 / 2424℃

1912年1月26日傍晚,农历腊月初八,正是北京冬天最冷的时节。冬日天黑得早,呼呼的北风咆哮着,西四的几座牌楼把住街口,朔风呜呜怪叫着吹过,显得有些阴森。

此时一辆马车穿牌楼,直奔着大红罗厂的胡同而去。车刚停稳,门帘卷起,车上的人迈下一只脚,正看见一个身着清军官服、佩刀的小个子青年挡在大门口中间,乍看还有些熟悉,又无法确认来者身份,便向他大声辞道:“有什么要公,夤夜到此?明日叙谈罢。”

刺客彭家珍殉难后的遗照,他为推进共和而血溅轩辕。

不料,那青年右手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黑糊糊的东西,猛地掷向下车人。那黑糊糊的东西弹得两下,便发出爆炸的巨响,引起一片纷乱……

从炸弹掷出到爆炸,只有短短两三秒钟,但历史却在这一刻定格。被称为“红罗厂事件”的炸弹刺杀案,最终竟造成十数人死亡,包括被袭击者与掷炸弹的青年人。事件不仅引起了轰动,也引发了时事的剧烈变革,甚至有人指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即是在这声巨响中诞生。

难以明晰的是,此间的细节与复杂勾连的人物关系。长久以来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倒也并非无解。

清季暗杀成风,上图中的晚清大臣良弼,即是被同盟会革命党志士用炸弹重创不治。末世孤臣,身死清亡,失去了这位强硬的保皇派,半月之后皇帝溥仪退位(供图/Fotoe)。
亡者何以惜英雄?

被刺杀者的身份迅速通过新闻“号外”传出,他身为清廷禁卫军第一协(“协”相当于现在的旅、团)统领,兼镶白旗都统、“宗社党”首领,名爱新觉罗·良弼。

侦缉方面在对青年刺客的身份进行确认时,遇到了麻烦。据报纸报道,凶手的面目被炸至黧黑,当场死去,从其身上搜出了名刺(即名片),发现其为奉天陆军讲武堂监督崇恭。据说他从沈阳到京后,谎称到保定公干,却于午间服军服、乘马车到大红罗厂良宅请见良弼。知其未归,便在客室等候,马车到门口时遽然而出,施行刺杀。

案情似乎已经明朗,但调查却很快发生了转机,因为第三天刺客崇恭便大摇大摆从保定返回了北京,侦缉这才知道炸死良弼的另有其人。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刺客身高约1.6米,貌不惊人,看起来年纪在30岁以下。几经查证,掷炸弹者的身份指向曾留学日本士官学堂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年仅23岁。

良弼被刺的原因至此真相大白。彭家珍的革命党战友陈宪民后来撰写了纪念文章——《先烈彭大将军家珍奔走京津谋炸良弼详志》,文章不仅详述了事件过程,更将彭家珍称为烈士。

曾与彭家珍同到日本,回国后又同在四川弁目队供职的同盟会员李华英,也撰写了回忆文章《我所闻彭家珍刺良弼经过》,该文被收入《义烈千秋》一书。文中清楚地提到这场刺杀的后果:良弼被炸,清廷大震……满清王朝到了最后关头,只好由隆裕太后下诏退位了。换句话说,彭家珍炸死了清禁卫军的头领良弼,断绝了大清的命脉。该文中记述,其实,良弼并未当场身亡,只是左腿被炸断。后在抢救、截肢过程中,良弼因麻醉无济,为此消耗了最后的元气。

两天以后,良弼死去,时年35岁。奇的是《清史稿》中对“受害方”良弼临终时的记载,书中称良弼“刚果有骨气”,死前竟然不以己悲,反赞刺杀他的彭家珍“奇男子、真知我者也”,并感叹“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意思说,我死不要紧,可惜我死后,清室也要随之灭亡了。他的预言如此之准,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的日子是1912年2月12日,其时距良弼之死,仅隔半月。

“1911年的武昌起义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这一概念似乎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事实却比这个要复杂的多——彭家珍刺死良弼,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稻草。

至于良弼为什么会称赞重创自己的仇人?这还要从良弼其人,以及所谓的“宗社党”说起。

爱新觉罗·良弼字赉臣,红带子宗室,隶属于镶黄旗(八旗中上三旗之一),大学士伊里布之孙。他虽有着堂皇的家室,可惜却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母亲将他拉扯长大,所以良弼对母亲极为孝顺,读书也十分刻苦。

良弼既非纨绔子弟,甚至还是真正的末世忠臣。为了理想他也曾到日本陆军学校留学,盼望着以强军挽救清朝大厦将倾的命运。

回国后,他进入练兵处,后又担任陆军部军学司监督副使、司长,以懂军事闻名。庚子年之后,朝廷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设立军事学校,都是由良弼主持谋划。他还尤其留意人才,自将帅以至军士,没有不延纳的。朝廷新建禁卫军,良弼随即担任了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在清廷风雨飘摇之际,良弼思维敏捷,沉着干练,加之受过西式教育,成为了末日王朝依靠的中坚力量。

曾经有另一位同盟会员韩锋,与彭家珍一同出入进步人士的据点——国光新闻社。他同时却也与良弼相识,且对其留有良好的印象。他在回忆刺杀案的文章《良弼被炸的原因和经过》中,首先提到的是与良弼的初见:

当一九一一年七月,我在北京陆军测绘学堂考毕业试时,陆军部派了两个大员来堂监考。一个是该部侍郎姚锡光,一个是禁卫军协统良弼。前者袍褂拖翎,后者长靴佩剑,一旧一新,界线判然。同学们窃窃私议,说姚锡光籍隶江苏是个旧官僚,良弼毕业日本士官第一期,是个满洲新人物,当然水火不相容。        

那时姚锡光站在讲坛旁边口中不知念些什么,似乎是在念诗,良弼脸儿绷得紧紧的,微顿左脚,小声说“不要吵”。姚锡光即时面红彻耳,马上离开讲堂,三天的考试期内,没有见过他的影子。     

一位个性秉直、新派的朝廷大员的形象跃然纸上。

1912年1月12日,武昌首义后,清皇室贵族分子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19日即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成员胸前刺有二龙图案、满文姓名为标志,在京、津等地积极活动,想夺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职权,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然后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重要的是,他们还强烈要求隆裕太后坚持君主政权。

良弼作为宗社党党魁,被革命党人视为共和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并且最终用一种悲壮的方式——孤胆刺杀除掉了他。反过来想,濒死的良弼,何尝不厌恨清廷中懦弱昏聩的旧势力,却欣赏着彭家珍这样的有为青年。 

南京临时政府褒扬彭家珍的义举,追赠其大将军称号,并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地点在今北京动物园内。上图为当年秋天民国政治家黄兴、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在墓前植树的情景。彭家珍罹难前不久,另有三人为刺杀袁世凯而牺牲,他们被与彭家珍安葬在一起。右图为四烈士头像。
从容赴死的刺客,走过一条怎样的路?

良弼对清廷的忠诚与努力,以及他惨烈的死亡,赚得了少许同情,然而历史的评判,荣誉终究属于彭家珍。他渐渐成为刺客中的典范,义士中的楷模,这盛大的名声反而掩饰了壮举背后的艰难历程。

彭家珍与良弼满汉对立、地位悬殊,不过,二人的成长道路倒是很相似。1888年,彭家珍出生于四川金堂赵镇同合村(原金堂县姚渡乡石笼三堰)的小官员家庭。其父彭士勋为他取字席儒,用“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之意。然而彭家珍选择了投笔从戎。

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一双秀丽的丹凤眼,身材又不高——据当时的报道,身高约为1.6米(彭家珍大将军专祠管理委员会主任,彭家珍族弟彭家祥则指出,彭的身高约为1.65—1.70米),因此我们很难想见,这文静的外表下那一腔汹涌的报国之情。

1903年,彭家珍入成都陆军武备学堂,有两件事情很能说明他的天赋机警。据同乡张有仪、张祥麟回忆,成都陆军武备学堂的日本教官曾给他们出过一道考题,在空场中放置一个水缸,再蒙上学员的眼睛,左转,再右转,走上百十步后,又命令学员蒙眼走回来用木棍打击水缸,难度相当大。但彭家珍竟然完成了这个训练,让很多人颇感不可思议。

又有一次,教官突然发问,教学楼的楼梯一共多少级?这是谁也没有留心的“小事情”。但彭家珍立即就回答了,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十分善于观察并处处留意的人。在四川武备学堂,彭家珍的枪法已经练得十分精准,可以随手击落飞鸟。

他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有机会接触并结识大批革命党人,走上反清志士的道路。回国后一边秘密活动,一边在清廷新军任职。宣统三年, 也即辛亥革命那年,他预见将掀起全国性革命大风暴,便去北京设法找到军咨府要人替他开了一封“八行书”(推荐信),遂被派到天津兵站任司令部副官长、代理标统,这有利于了解敌兵力、物资调动情况。

果然,清廷为了镇压武昌起义,从欧洲订购了大批武器,经西伯利亚入关内,并派彭家珍押运。11月初,彭家珍果断从兵站调出军马90余匹、军米800包、银元万余元,又拿出一批清军军用免费车票和运送军用物资的车票,供京津革命党人使用,可以通行无阻。由此显见他的胆识魄力与行动力。

由于他挪用了大量款项物资,遭清陆军部通缉,于是弃职转入地下。就在那时,彭家珍开始亲自从上海运送炸药、手枪等武器到天津,积极组织谋划暗杀清廷官员的活动。

众所周知,晚清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暗杀时代。从1900年史坚如谋挖地道炸毙清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为了实现共和目的而付诸行动的暗杀,多达五十余起。其间,于1905年9月在北京弹炸五大臣,并以身殉国的吴樾留下了名为《暗杀时代》的自白书,鼓励革命党人把暴力直接诉诸于专制独裁者的肉体,彭家珍内心深以为是。

换一个角度思考,暗杀恰如一局象棋中以卒易车的交换。对当时尚在弱小的革命党而言,不知抵得上多少军队、资力。此后,在彭家珍的行动中,表现出的两点与他的人生经历无比契合:决心之坚,心思之细。

彭家珍锁定了良弼以后,却为接近目标而发愁,良弼的地位既高,为人又警惕,这从他所住的宅邸就可以看出。良弼宅邸位于今天北京西城区西四一带的大红罗厂西口,街内有一条不起眼的岔道,名为大红罗厂南巷,小巷旧名“穿堂门”,意指前后通达。良弼将住宅选在此处,既避人耳目,又为紧急时刻的周旋留有余地。而且,良弼从不曾轻易接见陌生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某天,彭家珍到西河沿金台旅馆去办事,一进入客厅,就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名片,上有“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字样,他心念一动,便把它揣入口袋。又装着拜会崇恭的样子去找茶坊打听:“崇恭大人在吗?”

茶坊见他穿着不俗,很恭敬地说:“已经来此住了好几天,现去保定公干,过两天就回来。”

彭家珍点点头,匆匆离开了。对于崇恭,他是熟悉的。彭家珍担任奉天讲武堂教练时,崇恭就为监督。彭家珍知道崇恭和良弼关系好,且自己还和崇恭有几分相像,这不正好是一个接近目标的绝好机会吗?如同一道光,点燃了他心中的全盘计划——炸弹袭击。

于是,彭家珍带着崇恭的名片由天津赴京。他和同志陈宪民一起遍访良弼住宅周围,弄清楚了各种关键所在,并且自称是清军标统崇恭,到前门附近的金台旅馆定下了房间。当时他所扮军官装束和口气十分逼真,旅馆人员皆不怀疑,均一一照办。事后清政府寻找线索至金台旅馆即无着落,因而社会上一度传说是“崇恭杀了良弼”。

彭家珍赴难之前,仆人伍焕章也在身边。到晚间,彭家珍偷偷将两枚炸弹分藏于外套两口袋中,把一支手枪插在腰间,并带上部分现金备用。随后又将其余现金、账簿、遗嘱及衣物收拾妥当,请来伍焕章,交给他银票百圆并嘱咐说:我有要事离京他往,能否短期回来未能预料,明晨你可搭车去天津,将我的全部行李衣物交《民意报》赵铁桥先生。一切处理妥善后,他才从容出门。

彭家珍一共准备了两颗炸弹,事件中他只扔出了其中的二号炸弹,即炸死炸伤十余人,炸弹的威力何其惊人。后来,人们从彭家珍的遗体里发现,他死时,左手尚插在另一个外套口袋里,紧握另一颗用白绸手巾包裹的炸弹,此为一号炸弹。

彭家珍“刺良”,摧毁了满清保皇势力的信心,使国家顺利走向共和,孙中山为此题字:“我老彭收功弹丸”,高度总结了他的功劳,上图题字匾额挂在烈士祠纪念馆内。其下图是建国后由毛泽东签发的光荣证书,国共两党均对其高度认可。其左下图为家珍公园中的彭家珍雕像,他身披大衣、双手抱怀,静默不语地对着一个新世界。
谁在幕后?

在彭家珍悲壮地牺牲以后,与其相知相识的一些同盟会伙伴都为之痛惜。他们的心中还纠结着一个小问题:彭家珍身上一直带有性能优良的手枪,早年在成都陆军武备学堂,他就练得一手好枪法,可以击落飞鸟。那么,彭家珍为何不用枪而要使用炸弹?这个问题再也没人能给出答案,猜想他是抱定了赴死的决心。

彭家珍的遗物中共有两封遗书,一封短笺是写给好友赵铁桥的,另一封是写给“诸同志兄弟姐妹们”的。彭家珍的心路历程尽现信中:“夫虎穴探子,龙颌求珠,命等鸿毛……聂政抉眼,锡麟煎心,呼吸危亡,祸至无日。况炸丸猛烈,玉石俱焚,杀我杀人,同归死路。”

彭家珍之死,以一己之死加速了清帝的倒台,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行动的指向清晰。刺杀首脑人物本来并不是政治斗争的正常手段,但在当时特殊情势下,彭家珍的为国捐躯赢得了无数身后名。孙中山评之:“我老彭收功弹丸。”收的是促进革命、缔造民国之功。收功弹丸也可说是“收宫弹丸”,一局棋终。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追认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还亲自参加其迁葬、追悼仪式并批准为他修建专祠。1953年,彭家珍又被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赠为“革命牺牲军人”,烈士证由毛泽东亲自颁发。

但这并不是说,对彭家珍的刺杀行动没有不同声音,尤其是他选择刺杀良弼这个目标。头一种看法是“为吴禄贞复仇说”。

前文提到的彭家珍之友韩锋,他撰文主张彭家珍刺杀良弼,起于为其好友吴禄贞复仇:“彭家珍(字席儒)……留学日本使馆学堂,尚未毕业,为吴禄贞电召回国,参加革命事业。席儒和吴禄贞(字绶卿)为挚友……”后吴禄贞遇刺,彭家珍伤痛不已——“噩耗传至北京,席儒惘然如有所失,终日咄咄书空,寝食俱废。据席儒分析,绶卿之死,肯定是良赉臣所为……席儒自是立下决定,要替亡友复仇,除去良赉臣这个元凶大憝。”

但彭家珍留下的那封亲笔《绝命书》,可以否定这种为复仇而杀敌的看法。

诸同志兄弟姊妹鉴:不佞自入同盟会以来,不敢不稍尽责任,惜才力薄弱,未见大效,抱愧奚如,前在东三省,即欲尽个人主义去赵尔巽,然不过对四川一省起见,义稍狭隘,竟未实行,此次各省起义,北方尚未响应,实满奴汉奸势力之下不易着手之故,不佞欲去之久矣,适诸兄弟姊妹正在经营一切,不忍即弃,然奔走北方,迄今两月,大局尚不能定,不佞才薄,愿为其易,决计仍行个人主义……袁世凯被炸?同时有主张共和之耗,惟以亲贵反对最力,而其中之重要人物,有军事智识且极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尚何堪设想乎?呜呼!

至此,又见《绝命书》中提及一位重要人物袁世凯。此中凸显当时三方势力的博弈。

1912年1月1日,南京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清王朝尚未垮台,在北京的清廷仍以中央政府的姿态统治着中国北方,隆裕扶持下的宣统皇帝在位如故。清王室的顽固派以“宗社党”良弼为首。他虽然是最腐朽最顽固的封建势力,但其在深谋远虑的心机上,远不如当时的北洋军阀袁世凯。袁世凯掌握着中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军,还代表着中国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的利益。

彭家珍认为诛锄清廷凶顽,可以为武装斗争与和谈扫除障碍。他总结北方多次起义的失败,除革命队伍内部的缺陷外,主要是在“满奴、汉奸势力之下,不易着手之故”。良弼、袁世凯便是最大之满奴、汉奸。所以他参与京津同盟会坚定分子谋划的配合武装起义诛锄袁、良等凶顽的决策,就在炸除良弼之前,他还曾支持三位志士——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谋刺袁世凯,三人失败后牺牲。

吊诡的是,同盟会员李华英回忆,袁世凯遇刺后受到惊吓,认为应该加紧促成共和,但他又托人告知京津同盟会,良弼不除,共和难求,暗示让同盟会杀掉良弼,而自己玩弄阴谋手段,坐享“借刀杀人”的成果。

后一种猜想,虽然无法被证实,它引发的思考,却似乎比彭家珍那一声炸弹还要振聋发聩。再辉煌的暗杀,即使取得再成功的功绩,只因为它从“暗”处而来,也只能成为一幕幕供后人评说的戏剧。


责任编辑 / 刘睿  图片编辑 / 朱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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